熊猫是我们的“国宝”，为熊猫立法，更好地保护熊猫，从民族情感这个角度来说，无疑是值得欢迎的。

　　现在，成都市人大正在做这个事情。据成都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向媒体透露，《成都市大熊猫保护管理条例》的立法工作即将启动，顺利的话，最快半年后就能正式通过(《成都日报》2007年11月23日报道)。

　　但是立法应该是理性的，一部法律的出台，肯定不能只考虑民族感情的因素。一部新法的出台，势必会改变一个或几个社会领域中的人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而对公民的生活发生这样那样的影响。因此，即便为熊猫立法是很有意义的，但笔者还是吁请有关立法者要保持足够的理性和慎重，该不该启动这项保护熊猫的立法工作，还需要三思。

　　一思，熊猫保护领域真的无法可依吗？不是。保护熊猫，首先要保护他们的生存环境，有《环境保护法》及相关的环保法规来调整；熊猫在野外的安全，受《野生动物保护法》保护；来到城市，进入动物园后的生活，有相应的《城市动物园管理规定》来调整；熊猫要想出国，还需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条例》。除此之外，为保护熊猫服务的法律法规还有很多。这已经为熊猫的生存和繁衍织起了一道法律的保护网。当然，时至今日，熊猫的生活环境还有恶化之忧，熊猫的安危还有受到不法侵害的情况，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与某些法条规定得粗疏有关，与法律的执行有关，现有法律需要进行修订和完善，落实法律规定的力度需要加大，但这些都不是另立新法的充分理由。

　　二思，一部法规真的能阻止过度商业化吗？禁止“恶搞”大熊猫，防止对熊猫品牌过度商业化运作，是成都市人大为熊猫专门立法的一个重要原因。姑且不说熊猫算不算成都自家的品牌，有没有权力对熊猫的品牌形象和相关产业立法规范，单就“恶搞”和“过度商业化”这两个计划用立法来调整的对象来说，也有失科学。确定性、可操作性是法律规范应该具备的基本要求。但是何为恶搞，怎么就算是过度商业化，还没有明确标准，更是无法用法律语言界定清楚的问题。在这些问题没有解决的前提下，法规即便制定出来了，也会是模糊的，缺乏操作性。可以想见，一部缺乏操作性的法规，不可能起到阻止熊猫品牌被过度商业化的立法目的。

　　而且，熊猫品牌的文化产业是全国性的，靠一部由省会城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来阻止“恶搞”大熊猫，防止对熊猫品牌过度商业化运作，显然不大可能。

　　三思，为熊猫立法会不会引起不良的连锁反应？今天为熊猫立了法，明天是不是也要为白鳍豚立法，华南虎、丹顶鹤要不要立法？有人呼吁为黄河立法，那么是不是也要为长江立法，还有泰山、庐山，哪一个也能找出一堆理由。但是对于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来说，宜简不宜繁。因为各种形式的法律规范越多，公民和司法人员在认知、遵从和适用法律时的负担就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