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城重庆，有一批人连同他们的职务，从一开始就处在公众的聚光灯下。

　　他们演绎着现代版的“学而优则仕”：乌纱帽下，有一顶货真价实的博士帽。

　　在重庆，投身政界的高级知识分子越来越多，截至2006年年底，重庆市党政人才125945人中，有5000多人为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占4.16%，大学本科占50.21%，本科及以上学历所占比例超过一半，比1997年重庆被列为直辖市之初增长了44.14个百分点。

　　重庆政界的学历结构是全国的一个缩影，“学者官员”、“专家官员”比重正逐渐增加，在强调科学发展已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判断的时代背景下，这些“带着知识入仕”的官员受到民意的强烈期待。那些并非从体制内成长起来的博士从政，会有怎样的表现？“博士服务团”成员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管窥学者官员的一个切片。

　　陈澍的故事：从文学青年到智囊团领导

　　30多年前，陈澍驾驶着手扶拖拉机耕种时，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走向何方。他出生在福建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农家，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做过赤脚医生、生产队长。

　　今天，陈澍是重庆市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重庆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改革》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

　　这个职位非比寻常：重庆社科院是重庆市目前唯一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政府决策咨询机构，是市委、市政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

　　恢复高考制度后，考入大学让陈澍跳出农门，毕业后到福建省委党校任教。痴迷文学的他创作的《走向天堂》等多部著作引起了文坛震动，获得全国报告文学一等奖等重量级奖项，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个人作品研讨会，一时间，红得发紫。

　　当时，他蓄着艺术家式的长发，穿得松松垮垮的，对政治不感兴趣，容易激动，很难让他“买账”——除非对方也很有才。

　　他的创作集中于农村题材，为了能更深入地研究三农问题，他到中国社科院攻读农业经济的博士，被评为“优秀博士学员”。此间，重庆从中国社科院引进“赴渝博士服务团”，“听从组织安排”的他便到了重庆，不经意地踏上人生的拐点。

　　一天，挂职北碚区副区长的陈澍凌晨3时接到电话：温泉镇发生山体滑坡，路也被隔断了。他步行一个多小时到达现场时，天还没亮。一只从泥石流中伸出来的手，击碎了激情作家对世界的浪漫想象。

　　陈澍和其他干部们一道上山查看，沿途不断有小石块从身旁下滑。到顶后，有人发现了一块行将下滑的巨石，惊呼“赶紧下山，让老百姓走，肯定还要滑”，特定环境下的特定语调，给了陈澍“永生难忘的记忆”，并改变了这名作家的成见，“共产党的官员能冒死查看并作出决策，太值得尊敬了，为什么本能地排斥从政道路呢？”

　　他改变了主意，放弃了念念不忘的作家梦，留下来任职副区长，坐在了一个“火山口”上，分管包括森林防火、煤矿安全、洪灾、地质灾害等在内的“大农口”。

　　总在观察和思考的博士很快发现，在安全问题上，单靠那种由上而下的会议布置是难以奏效的，无论上级官员讲得多么声色俱厉。“那么多层级，一层一层往下传达，每一层都会打折扣，信息会逐层失真，难以落实。”

　　博士副区长很快拿出自己的一套菜单式的安全软硬件规定，直接给到最底层，要求按着这个葫芦画瓢，然后，逆向管理，“你怎么做的，往上汇报。”

　　那是一套很严格的规定，在关乎人命安全的原则问题上，这个温文尔雅的文人官员表现出自己铁腕式的硬朗一面，从不降低标准，更不进行权力寻租，“就得让矿主难受，他们不难受，你就难受，矿工就难受。”

　　博士会自己猫着腰钻到矿井里去检查，不合规定的矿，他坚决炸掉，在一次集中整顿活动中，重庆市要求北碚区炸50多口矿井，他炸了70多口。

　　效果立竿见影，管了那么多年煤矿，他的“死亡指标”从来没用完过。

　　在“治本”方面进行的努力，加上真正前移了的关口，让他分管的另一颗“定时炸弹”——森林防火——也从来没有“爆炸”过，他荣获1998-2000年度“全国森林防火工作先进个人”称号，这是个含金量很高的荣誉。

　　从政就意味着选择了另一种方式的梦与痛，再也难有书斋里的那种从容淡定，得有豁出去玩儿命的胆量和气魄。

　　有一个夏天，北碚区洪水暴涨，陈澍深夜接到报告，有5名被困者求救，他赶到现场时，已是汪洋一片，隐隐听见远处的大桥旁有呼救声。

　　昏天黑地中，洪水不断上涨，陈澍当机立断，扑通跳下水，带人游过去救人，没多久，他感觉大腿疼痛难当，原来，水淹没了一大丛荆棘，他们正好游过这里，被刺划出无数条伤口。大伙儿忍痛继续游，发现一辆长安卡车上，5人正高呼救命，便把他们救了出来。

　　陈澍回到家，腹部和腿上满是伤口，火辣辣的，用碘酒消完毒，正要洗澡休息，红机又响了，说那些求救者来电骂娘，说这么久还没人去救。

　　“不是救出来了吗？怎么还骂娘？”满腹纳闷儿的陈澍回到现场，顾不得绕开那团荆棘，再度游到对岸，发现另一处有3男两女正在呼救，嗓子都快喊哑了。施救完毕，天空已经泛出鱼肚白。

　　而最让下属和当地人称道的，是这个博士官员的智慧能量，在发展农业经济方面，专业对口的他显得游刃有余。

　　他在体制、政策方面作出系统安排，让北碚的农业经济有了质的飞跃。他分管当地农业的4年多时间里，当地的花卉种植由2000多亩扩展到10余万亩，并在歇马、静观等地打造出苗木基地，他在任时，扛回了重庆市唯一的“全国花木之乡”的牌子。

　　由此，因分管煤矿而被戏谑为“下窑子”的他，又得名“花区长”。因为业绩斐然，“经常下窑子的花区长”被组织委以重任，到重庆市重要的智囊团——重庆市社科院做一把手。

　　“他在管理上的确很有一套，”陈澍的一位下属评价说，“可以说，管出了生产力，管出了感情，管出了和谐”。

　　最让他感动的是，陈澍逐一到该院所有的学者和职工家走访，了解他们的情况，倾听呼声和建议。“这是前所未有的”。

　　重庆社科院在重庆市重大决策咨询研究方面拥有了越来越大的发言权，到去年年底，该院在研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已达7项，省部级以上课题80余项，摆脱了以往“边缘化”的困境。

　　陈澍主持的课题组在一项研究过程中，提出了在务工地为外出务工农民换发第二代身份证的建议，被重庆市公安局采纳，累计为农民工节约往返费用上亿元。

　　就这样，曾经恃才傲物的不羁作家，成为博学谦恭的官员，长发披肩的艺术家年代，他从不将衬衣下摆扎入裤子，而今，陈院长总是穿戴得格外规整，头发精心梳理过，胡子也刮得很干净，时光悄然抹去了当年天马行空般的生活的最后一丝痕迹。

　　从政，从根本上改变了陈澍的生活方式：虽然创作冲动会时不时冒上来，他却没时间为任何文学作品写下开头；虽然有很多见解值得深入研究，也只能和人交流个概要，由别人深入研究，他自己再也没有独立完成任何课题。

　　“自己不能出成果了，但能为其他研究者统筹服务，尽力用我的存在去激发整个研究团队的更大能量，对于个人而言，这是另一种价值。”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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