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任昆明市委书记仇和上任后，一面走访市委各个办公室了解情况，一面召开多个座谈会，请各个新闻单位提供近期报道，特别提出“要负面的报道，看看我们做得不好或不足，为市委下一步工作改进提供依据”。

　　新闻报道分为正面的、负面的，这种简单的“两分法”，是近些年来的一个“创新”。一般人的理解，正面的报道就是表扬性的、肯定性的，负面的报道则是批评性的或问题性的。大多数领导都喜欢正面的报道，不喜欢负面的报道。仇书记说“要负面的报道”，目的是为了“看看我们做得不好或不足，为市委下一步工作改进提供依据”。有评论说，他这次把看“负面报道”解决不足，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一个突破口，这种新风无疑令人耳目一新。(北京青年报2007年12月29日)

　　工作改进的依据来自于“负面的报道”，由此观之，“负面的报道”也是个好东西，如同民主是个好东西。批评性报道，或问题性报道，表面上似乎是一种负面的新闻，其实不然。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报道对我们的工作改进有帮助，对社会建设有促进，应当看成是正面的报道。所谓“负面”，不应当是指“报道”，而是指批评的对象或揭露的问题。对“负面”的东西捂着、盖着，采取“鸵鸟政策”，一概不准许报道，并不等于我们的社会就是一片光明，没有问题了。

　　仇书记提出“要负面的报道”，与其说是“令人耳目一新的新风”，倒不如说是在恢复我们党早已有之的工作作风。早在1945年，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我们党著名的“三大作风”，后来，自我批评前面又加上了批评，即“批评和自我批评。”毛泽东多次讲过，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今年是实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1978年末，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他说，“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他第一次提出了“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的观点。

　　一位新上任的领导，提出“要负面的报道”，他是希望听到人民的声音，特别是批评的声音，而不是鸦雀无声。前引评论文章的题目是《从“负面报道”中寻找突破口值得推崇》。这一点，我也深以为然。不过，我更关心仇书记的这种要求能否制度化、法律化，能否“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所谓“负面的报道”，还处于一种因地制宜、因人制宜的状态。有的领导喜欢，可以有一些。有的领导不喜欢了，又回到了鸦雀无声。让所有领导都来喜欢批评性报道、问题性报道，这是不大可能的事情。我猜想，这个问题的根本性解决，大概有待于新闻立法。通过制度和法律的保障，使“负面的报道”不再是某些领导个人喜欢不喜欢的东西。文/苏文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