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执政党和政府业已按照法治、宪政等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原则，完善、重塑整个治理体系，平等保障民众的自由和权利。中国要成为一个稳定的大国，这是一个关键环节

　　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2007年度最后一期刊登系列文章，评述中国过去30年的成就和未来走向。开篇文章由其主编、知名评论家法里德·扎卡里亚撰写，题为《一个强大而脆弱超级大国的崛起》。文章首先肯定地说，中国成为全球大国，已经“不再是一种预测，而是一种现实”。

　　不过，作者又引用美国学者苏珊·舍克的著作《脆弱的超级大国》指出，中国是脆弱的。这种“脆弱”与中国超常发展直接相关，中国“作为全球大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现代史上第一个这样的国家——既按照综合国力衡量堪称富国，又按照人均国力衡量属于穷国”。

　　其实，问题似乎并不仅仅在于人口基数摊薄了国民财富，而在于，迅速增长的国民财富分配结构出现了严重的配置扭曲，而这又反过来使国力的强大缺乏坚实的社会结构支撑。

　　在中国，尽管经历了三十年的改革，政府仍然保持着对资源的较大控制，政府也具有十分强大的动员能力。因此，一旦确定了追求经济增长的目标，从执政党到各级政府就可以快速推进这一目标的实现。有时甚至会使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超出合理的限度，而变得不受节制。

　　举例来说，在目前的土地制度下，各级地方政府可以利用对土地的实际支配权，廉价征用农民土地，以低廉价格吸引投资。另一方面，又利用地方政府对城市建设用地的垄断，抬高城市地价，制造房地产业的繁荣。地方政府如此的土地经营策略确实可以大大地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可以大幅度增加。在其他领域存在着类似的增长机制。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由地方政府利用其控制权压低要素价格、以吸引投资，从而推动经济高速增长。

　　但是，在这样的增长过程中，民众的自由、权利却往往没有得到相应的、同步的重视。如此增长的财富配置格局出现扭曲。财富按照权利进行分配，农民、市民的自由和权利如果被忽视，或者被侵犯而无法找到救济，那他们在财富分配过程中就必然处于劣势。凭心而论，当今中国，几乎所有人的财富的绝对值都有所增加。但是，这种增加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公平的。财富普遍增加的过程伴随着财富在不同人群之间的不均衡配置，部分、甚至相对多民众有一种被剥夺感，其直接表现是民生之艰的感受。

　　这种感受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站在外部世界看中国，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其快速扩张的经济总量、财富总量和国力。可以说，外国人关于中国崛起的判断是由衷的。相对于以前，这方面的变化也确实十分显著。

　　但是，生活于其中的国民，自有另一番感受在心头。民众当然也知道，自己的生活水平比以往已经大幅度提高。不过，在民众眼里，最引人注目的不是总量，而是结构。也即，人们普遍注意到了目前财富结构的不合理，而且，人们也意识到，这是不合理的权利配置结构的产物。

　　内、外两个视角从同一个事实中看到的是不同的方面。应当说，过去一段时间，中国民众感受更多的是高速增长的好处。因而，民众对于外部世界关于中国崛起的判断表示认同，并有一种自豪感。但是，一段时间以来，在如此高速增长背景下，“民生”竟然成为民众反响最强烈的问题。人们有钱了，但教育、住房、医疗反而成了问题。

　　这样的情形当然会影响民众关于中国的认知。国内一家调查机构年底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受调查对象中认为中国已经是世界性强国的比例有略微下降，从2006年的19.7%下降到2007年的18.40%。55.72%的调查对象认为，中国还不完全是世界性强国，2006年，这个比例是50.8%。

　　这种自我认知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美国学者的看法：中国的综合国力即使在快速增长——这一点毫无疑问是真实的，但是，这种繁荣的基础仍然是“脆弱”的。这不仅是说，缺乏足够分配合理性的增长本身不具有长远的可持续性，即便是现在，增长过程的结构性扭曲，已经积累成为重大问题，并且已经被民众普遍感受到，从而引发了关于福利的诉求、对于权利的诉求。

　　从历史的长时段看，这些福利和权利诉求不是由于政策不当而引发的临时性要求，而是因为体制的结构性弊端引发的，因而带有某种必然性。我们欣喜地看到执政党和政府业已对此问题加大了改进的力度，尽最大可能满足民众的这些诉求。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按照法治、宪政等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原则，完善、重塑整个治理体系，平等保障民众的自由和权利。

　　中国要成为一个稳定的大国，这是一个关键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