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两会”期间，市政协委员、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所谓看病难看病贵，我走遍全世界，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的言论在网上引起骂声一片。日前，曾其毅在网上开设博客，对此事作出回应。

　　网友们攻击说：曾副局长身居高位，即使看病也不用担心费用的事，不用排长队等候专家门诊，根本不知道患者的疾苦，就像不明白受灾的百姓为什么不吃“肉糜”的晋惠帝。网友们反问说：7元钱的挂号费是不贵，难道挂号以后打针、吃药不用花钱吗？局长大人可曾听说过哈尔滨的“天价医疗费”？曾其毅自辩说，“作为一个具有近三十年临床经验的儿科医生，对基层社区特别是农村山区的医疗现状非常熟悉”，如果网友阅读了发言的全文，“不难看出其中有两层意思：一是就实际费用而论，我们国家看病不比一些发达国家更难更贵；二是呼吁及早建立完善的医疗保障和互助体系，解决因患者承担全部医疗费用而导致的看病难、看病贵”，他表示自己也是在参政议政，为民请命。比对双方的观点，似乎没有根本矛盾，为何产生了尖锐的对立？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再看一个类似的例子。前不久，经济学家茅于轼提出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中国大学的学费太低。他认为学费还应该涨，理由是大部分上大学的人不是穷人，国家给的补贴大多是让富人享用了。提高学费之后，可以向富裕的家庭多收钱，同时通过扩大奖学金、助学金比例的方法，更大范围地补贴贫困生。这个论调同样引起了网络舆论的哗然，网友给茅于轼同样扣上了“不知民间疾苦”、“不顾实际情况”、“画饼充饥”、“为富人张目，为穷人挖坑”的大帽子。

　　这两件事情的共同特点是：对立双方都对现实有着深切的了解，都秉持着关切民生的立场，他们的争论并非是由于为不同利益群体代言，而是因为观察的视点不同、承担的使命不同、说话的方式不同，对一件复杂事情的不同侧面各有强调，在解决问题的路径选择上有急与缓之分。网友们是脚踩大地的芸芸众生，每天都耳闻目睹亲历着看病贵、看病难的疼痛，时时盼望着霹雷一声，局面一新，病者有其医。他们在焦急的状态中等得太久，渐渐变得敏感“好斗”，谁在这个问题上发出疑似不同的声音，就毫不犹豫、全力以赴地“骂”将过去，有时候来不及听完整句，看完全文。政协委员和学者专家是一个类似于智囊和言官的群体，他们通过自己的发言影响国家的大政方针，他们看的往往不是一城一地、一时一晌的得失，而是在占有更多知识和材料的基础上提出可行性报告。他们的问题在于，虽然了解民间疾苦，但有的没有直接亲历普通百姓的疾苦，顾及不到自己的学术或者议政主张可能在民间激起怎样的涟漪，只管学究气十足地慷慨陈词。因此，代言的人和被代言的人频频擦枪走火，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看起来，这样抵牾是做了无用功，其实不然。虽然双方没有在同一命题上进行标准的辩论，而是有几分关公战秦琼的意味，但实际上通过这种发散型的对话，民瘼的苦痛更加清晰地显现了，事情的全貌和可能的选择更加明朗了。立足于即时忧苦中的大声疾呼是必要的，而为一个民族仰望星空做一些中长期研究和规划也是必要的，这正是言论自由、充分表达的民主社会应有的氛围。让这两种声音同时在中国的上空回荡，将十分有利于立法机构和政府部门做出正确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