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人权意识的持续勃兴促发了本就是新闻热点的法制题材更受传媒的青睐。举凡彭宇案、许霆案、卿三华案，无一不是由平面媒体报道后，又因网络的迅速传播而引发全民关注。传媒与司法的关系在日益密切的同时，摩擦也随之加剧。

　　这些备受瞩目的案件均在一审裁判下达之后便成为公众批评和质疑的焦点。在传播学上，法制新闻本应是中立而无主观价值判断的客观报道，尤其当案件还在上诉甚至还在审理中，媒体报道就加入了记者或编辑的主观好恶，其效果易于在社会上引导民众倒向对于该讼案的偏见，或形成对当事人不利或有利的社会舆论，从而影响到法院的裁判。虽然法官判案在理论上必须“以法律为准绳”、“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法官亦属凡人，都有人性虚弱的一面，“新闻审判”形成的社会舆论压力，大多法官恐怕都难以坦然承受。而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传媒对司法腐败隐然有围攻之势，即便法官本身公正且清白，亦不得不考虑处理好与新闻界的友好关系。在司法机关内部，政策对“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同等强调，也足以令法官们心有余悸。

　　正因为这种种因素，司法从自身的角度指责媒体以监督为名行舆论审判之实，不无道理。媒体从公众信息披露的角度指责司法以独立行使职权为由而行暗箱司法之实，也言之切切。司法和传媒本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法院和媒体则是维系社会稳定和促进公平与正义的两个同等重要但却各自独立的部门。司法与传媒的摩擦频生既不在独立司法，亦不在舆论监督，而在于司法和传媒是否安守自己的职责，各为分内之事，不为口舌之争而呈意气之先。当彭宇案的蝴蝶效应已然影响到世道人心，社会效果、法律效果双双失分，而法院却一味选择沉默，这样的司法不公开除了激化矛盾、延续错误、透支司法公信之外，对于保持司法的独立秉性并无益处。许霆案在舆论大哗后，能以透明的再审程序公之于媒体，接受舆论的再检阅，无疑较之彭宇案的悄无声息更能得分。

　　传媒与司法并非天生的敌人，恰当的舆论监督能够更好地促进司法的公正，从此意义上说，传媒更应是司法的朋友。肖扬院长也曾于早些时候明确表示新闻媒体的监督是改进和完善司法机制的良药和促进剂。他亦于多次讲话中欢迎新闻媒体对法院工作进行监督，欢迎新闻媒体客观、准确、公正、负责地对法院工作中的缺点进行批评。

　　而从被监督者的角度观察，司法若秉直了公正，对媒体报道、舆论置评又何惧之有？公正就应经得起公众和传媒的质疑。真要有传媒敢对持司法权柄的审判机关行诽谤、诬陷之事，作为受害者的审判机关同样可以藉由法律讨回公道，并让对司法大不敬的传媒担负起法律责任。这才是司法与传媒平衡基点所在。

　　司法应行司法事，对司法与传媒的碰撞和冲突而言，司法公开是司法机关的头等要事，司法理性则是力排新闻审判的必备良药。越公开的司法，越能保证公正，也越能促进媒体的理性报道。反之，封闭的司法必然引发媒体对司法腐败的合理怀疑，进而引发冲突。“新闻审判”的消弭，更多地操持在手持司法权柄的司法官员手中。(王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