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进入利益博弈时代，“统筹兼顾”将成为协调利益合理博弈的核心思想

　　“我要做敢于直言、善于直言、勤于直言的农民工代表。”作为历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中第一次选出的三名农民工代表之一，当来自四川武胜乡下在广东佛山打工的胡小燕代表向《瞭望》新闻周刊表达自己心中的责任和担当时，标志着一个具有1.5亿人的新利益群体，在中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中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直接的代言人。

　　“尽管农民工代表人数有些太少，却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也是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南开大学教务长、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朱光磊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这一方面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出现的新兴利益阶层，开始公开合法地进入了中国政治生活的最高权力领域；另一方面这个相对低调的利益群体能够在最高权力机关拥有自己的利益代表，说明中国社会政治走向利益群体合理博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导致了社会分化，打破了传统社会结构，也带来了社会成员的利益分化，不同阶层的自身利益需求日益显著，按高层的表述是“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因此，在朱光磊看来，各阶层的利益诉求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和冲突。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以城乡矛盾、地区矛盾、劳资矛盾、行业矛盾、干群矛盾等形式体现出来，“总体都属于阶层分化诱致的深层社会矛盾，核心是不同阶层和群体的利益关系”。

　　“随着社会各阶层自我意识增强而来的是对自身利益的主动追求，这样阶层之间以利益为核心的矛盾冲突，就从模糊的认识转变为实际的竞争行为，利益博弈由此产生。”他指出，进入21世纪后利益博弈在国内已成显性行为，主要体现在“利益集团”的概念得到更多人的认同并流传，集团利益博弈代替了松散的利益碰撞和竞争。

　　这位一直致力于研究当代中国各社会阶层的政治学教授强调，特别是加入WTO后，目前各种决策所涉及的利益关系调整，都已成为一个多方利益博弈过程，如“两税合一”、房地产调控、“官煤”整治、油价上涨、手机漫游费调整等，利益博弈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中国已经进入利益博弈时代”。

　　利益集团并非“洪水猛兽”

　　作为国内最早从政治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方向研究利益集团的学者，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研究员张宇燕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首先给出了利益集团的概念：“由一群拥有共同利益的、在社会中占少数的人组成的团体，其目的在于力求通过对国家立法或政府政策的形成与执行施加于己有利之影响。”

　　尽管张宇燕同时特别强调，利益集团是一个中性概念，“不是简单可以用好和坏进行区分的”，但是因为改革前一直强调人民利益的高度统一性，并试图以此消融、代替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特殊利益，使得与过去单一体制下“人民利益一致论”相悖的利益集团概念成了贬义词，甚至将其与恶意既得利益集团相混淆而一同视为“洪水猛兽”。

　　朱光磊介绍说，“其实，在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集团的存在和活动多数是合理的，要求大都是正当的，其中有的还是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动力，是市场经济运行中不可或缺的平衡力量。”

　　甚至利益集团下面的子概念“既得利益集团”，也不能一概否定。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左大培就指出，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镇职工可能是既得利益者，在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面前，他们中的一些人就有可能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在市场按市场价减持国有股时，股民们也是既得利益集团。

　　如果按“已经先于其他社会成员获得利益”定义既得利益集团，有的依靠政策导向适时调整自己的努力方向而先行获利，比如勤劳致富、靠科学致富、靠资本合法经营致富；有的靠权力、靠权钱交易和钻政策空子致富、靠行贿诈骗致富。尽管他们都会维护既得利益，存在着竭力影响改革、反对利益调整的倾向，但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却存在很大差异，即既得利益集团维护的利益也有合法不合法、合理不合理之分，不能一概“妖魔化”。

　　“其实，早在1988年，党的十三届二中全会工作报告就首次认可了利益集团的存在，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内部仍然存在着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朱光磊进一步解释说，“从现代政治发展规律来看，利益集团总体上是一种积极的政治因素，对民主政治发展的积极作用特别体现在充分的利益表达、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强化政治监督等诸多方面。”

　　比如，利益集团提供了一种意见表达和意见综合机制，是一种重要的弹性机制，使得利益诉求不是通过暴力而是协商，在社会公众和政府之间形成缓冲而避免直接冲突。而且它还是重要的信息传输和社会监督主体，可以促进政治运行机制的完善和政治生活的开放。

　　正是在这层意义上，2006年“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年会”上，时任央行副行长的吴晓灵明确提出，“中国的改革已进入利益格局调整的新阶段，必须承认不同的利益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存在，要通过法律手段界定利益边界。”

　　利益博弈“破茧而出”

　　“当代中国的利益集团现象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利益集团隐性活动阶段，第二阶段是利益集团现象的显性化并呈普遍化发展趋势。”朱光磊认为，世纪之交，围绕加入WTO问题，当代中国社会首次出现了显性集团利益行为，进入了第二阶段。

　　由于加入WTO关系到各行业、各方面的切身利益，而且影响将是长期的，各种利益群体不得不将自己的利益诉求表露出来，并力图影响政府部门决策。在加入WTO问题上，汽车、电子等产业和电信、金融等部门希望延缓步伐，纺织、服装和轻工等行业则希望尽快加入，以扫清进入国际市场的壁垒。为此，各行业的精英组成一个个团体，向政府展开游说。

　　这些利益集团通过提交行业发展报告书、提供国外相关行业的情况、邀请政府官员参加行业会议等方式，陈述加入WTO的利弊得失，影响政府决策，甚至直接参与入世谈判。朱光磊认为，利益集团游说的成果是显而易见的，“而这次利益行为也成为当代中国利益集团浮出水面的标志。”

　　按照朱光磊的分析，尽管此前利益集团基本上是以隐性方式存在并展开活动，但其范围、规模、影响乃至行为能力都在不断增长，所缺少的只是“破茧而出”的机会和形式。比如，从区域政策制定、金融改革、医疗体制改革等诸多问题中都能看到利益集团的身影。只是世纪之交，利益集团抓住机会，成功跨越潜伏期，利益集团行为逐渐成为一种事实且向普遍化发展。

　　2004年1月31日，国务院出台“国九条”，以推动资本市场特别是股市改革。基金、券商、上市公司和相关主管机构等不同利益方展开了博弈，政府的改革措施受到股市中“既得利益集团”的冲击。这个行为不规范，甚至靠着权钱交易、黑金操作，已经积累了强大经济资本的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途径，试图降低政府影响力，维护自身既得利益，使得“国九条”一度迟迟难以落实。

　　在房地产领域，利益集团作用更为明显。2003年6月央行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引起房地产界强烈反响，由各地房地产商组成的团体迅速展开“政策游说”，最后完成了被称为改革以来第一次通过所谓利益集团的努力而改变政府一项重要政策的“壮举”，即《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的出台。

　　此后，2005年开始的新一轮房地产利益博弈中，房地产商、投资人、购房者、金融机构等形成了不同利益集团，通过呼吁、游说甚至要挟等手段，力求在控制和反控制的利益博弈中获得优势。2005年4月的海南博鳌亚洲论坛上，靠房地产成为富豪和掌握财富的人集体亮相、集体发声，达成“房价还会继续上涨”的共识，让人们见识了其作为利益集团的本质。

　　在当前社会政治生活中，利益集团现象越来越明显。医疗卫生领域药价高、看病难等现象，就与利益集团影响不无关系；在新的《公司法》修订过程中，各种利益集团纷纷主动参与游说，而这在1993年《公司法》立法过程中是无法想象的；在地方和民间社会，如温州烟具协会自发打赢“洋官司”，表明民间利益集团的行为能力。

　　种种现象表明，当代中国利益集团已经跨越了潜伏期，正以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对社会政治生活产生显著的影响。利益集团不再讳莫如深，它们不再掩饰自己的利益诉求行为，游说行为日益显性化，官员、学者、媒体等都成为游说对象，以获取支持或在其中寻找代言人。同时，利益集团对政策的影响、不正当竞争手段等，也增加了社会政治生活的变数。

　　不过，按照朱光磊的观察，中国的利益集团目前还不是一种普遍现象，仅那些利益意识较强者组成了利益集团，且多存在于利益竞争比较明显的领域，“利益集团行为也还是临时性的、问题针对性比较强的行为，只有政策决定影响到自身利益时才有利益集团行为发生。尤其是，其行为没有获得合法定位，直接影响发生的强度和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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