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直辖，曾经是一个不能说的秘密，直到1997年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召开。

　　1997年3月1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进入最后一天。下午3时50分，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乔石宣布，开始投票表决《关于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定》。

　　现场有36名代表来自重庆，属于四川团成员。这一天，男代表们换上红色的领带，有人第一次喷了发胶，43岁的女代表袁昌玉穿着前一天特意买的红套装，还有女代表以闪光的旗袍亮相。进场前，有记者从打扮就能认出：他们来自重庆。

　　3时52分，会场内两千多名代表按动表决器。表决前夜，袁昌玉和同屋代表赵春梅都睡不着，反复提醒对方表决时不要按错键。“如果一激动按错了，差一两票通不过，会遗憾一辈子。”袁昌玉说，两人谈论重庆的话题，一夜未眠。

　　3时54分，会场大屏幕显示出投票结果：2720人出席，其中2403票赞成，148票反对，133票弃权，36人未按键。乔石宣布：“通过。”

　　当时没有媒体直播这个场景，但喜讯立刻通过手机传到重庆，电话那端响起鞭炮声。重庆街头很快挂出标语：“我们直辖了！”

　　保密以免影响稳定

　　重庆，别称山城。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曾是国民政府陪都，直隶行政院的“特别市”。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设立重庆直辖市，1954年并入四川省。1983年，重庆还成为全国第一个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并实行国家计划单列体制。

　　“激动万分。”人大表决通过后，四川代表团成员，时任重庆市长的蒲海清也和周围代表互道祝贺。11年后的2008年3月，身为重庆团人大代表的蒲海清向本报记者透露，在重庆获准设立直辖市前一年，他已直面即将到来的挑战。

　　蒲海清介绍，1996年4月，他作为中共四川省委常务副书记，在北京向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胡锦涛汇报党建工作。胡锦涛表示，中央正考虑设立重庆直辖市。这是时年55岁的蒲海清第一次明确得到“重庆直辖”的信息，他被要求暂时保密。

　　保密，一直是重庆直辖筹备工作组中的严格要求。事实上，相关的调查论证工作在此前两年已秘密展开。

　　“当初对重庆进行直辖调研，连我们部长都不知情。”孙秀东，国家民政部区划地名司副司长、当年重庆直辖方案起草者之一，10多年后回忆说。

　　1994年，38岁的孙秀东还只是民政部区划地名司审核处副处长。这年秋天，时任国务委员李贵鲜突然向时任民政部部长多吉才让“借”人，孙秀东就这样被借调到国务院，参与一项秘密任务。

　　孙秀东被告知，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成立一个特别调查小组，论证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可能性，他要参与收集第一手资料并起草方案。由于行政区划调整十分敏感，该调查当时被视为国家机密，包括孙秀东在内只有4人知情。

　　“三峡省”夭折的教训

　　“当时，我们到四川、重庆调研，都是以检查民政、人事工作为名，暗中从事相关走访考察。主要是避免类似‘三峡省’那样的事情发生，闹得沸沸扬扬，最后不了了之，影响社会稳定。”孙秀东回忆说。

　　曾经的“三峡省”规划中，并不包含重庆。1984年，为了配合三峡工程，筹建三峡省提上日程。按照规划，川鄂两省凡有移民的地区，划归三峡省政府管辖。当时三峡工程设定的水位线是150米，不涉及重庆。因此，三峡省省会预定为宜昌市，重庆仍然由四川省管辖。

　　1985年，三峡工程面临众多争议，“三峡省筹备组”也于第二年5月撤销，“三峡省”就此夭折。

　　汲取“三峡省”的教训，重庆设立直辖市的调研筹备一直在高度保密中进行。孙秀东透露，经过一年半调研，前后共设计了4套方案。

　　最初的设计方案是以三峡库区为中心设立一个一级政区，把湖北宜昌、四川万县(今万州)等沿江城市整合在一起。后来一商量，觉得牵涉方方面面的利益太多，中间管理层次没有解决，未走出原“三峡省”的思路，不符合精简、效能的原则，只好放弃。

　　第二个方案，是在原来重庆计划单列市的基础上，直接升级成一个直辖市。“这是最简单的办法，也不会触动各方利益。”但这个方案不仅解决不了四川人口过多的问题，也解决不了三峡移民问题。

　　第三个方案，在现在重庆直辖市的格局上，再加上四川的达县(今达州)、广安；第四个方案，就是现行的重庆市区划，只包括重庆、万县(今万州)、涪陵和黔江。

　　经过进一步筛选淘汰，最终的选择集中在后两个方案上。蒲海清回忆说，因地域大小不同，这两个方案又叫大小两套方案，最终是小方案获选。对此，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给出的理由是：“小马拉不动大车。”

　　孙秀东认为，行政区划调整不能搞“拉郎配”，也不能尽挑肥肉。关于重庆直辖市的方案是经过精心设计、科学论证的，最终的方案最适合重庆的发展，也带动了民族地区和三峡库区各项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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