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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财政手段局限性的清晰认知，以及在解决各种紧迫问题时的长远视野，应被纳入思考如何持续推进改革的主流执政视野

　　两会闭幕，政府已经完成换届。从目前的种种态势看，新一届政府面临众多挑战。如何明智地应对这些挑战，在解决短期问题的同时实现长远的制度转轨，将是中国未来能否延续此前发展态势的关键所在。

　　胡温政府执政之初就已经意识到，经济、社会、政治的结构性、制度性失衡所导致的经济高速增长与民生维艰同时并存的困境，并开始调整工作重心，由单纯地强调经济增长转向关注民生问题。

　　为此，政府采取了多方面的财政措施：免除农业税；免除各项义务教育的收费；建立对低收入民众的生活保障体系；开始建立医疗和养老金保险制度；对进城的农民工逐步地给以关心，等等。

　　过去的五年或许可以称为“民生五年”，政府解决民生问题的努力也确实已有初步效果。

　　不过，由于体制惯性，经济依然以高得异乎寻常的速度增长，而且，仍然是那些高能耗、高投资、破坏环境的产业在高速发展，国有垄断企业也大发其财。

　　如此产业结构导致社会整体财富分配的不均衡呈现扩大趋势。房价暴涨，导致住房难。同时，多种经济因素导致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固有的逆向再分配功能令普通民众备感物价压力。

　　而就在新一届政府上任之际，经济增长的情势又发生了另外的变化。前五年，政府一直在进行宏观调控，试图抑制过快的投资增长，防止经济过热。

　　今天，政府所面临的问题远为复杂：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影响蔓延，美元持续贬值，全球经济前景不明朗，已经高度依赖国外市场的中国经济也遇到重大潜在风险。

　　在国内，由于结构性因素导致经济走势扑朔迷离：一方面，由于通货膨胀导致CPI持续高企，但另一方面，部分南方外向型企业出现倒闭现象，股市下跌，房市走势不明，拐点之说盛行坊间。中国经济究竟是过热了，还是已经变冷了？令人无从判断。

　　假如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其经济后果将相当严重。首先，目前的整体经济结构是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预期为前提构造出来的，如果突然减速，中国将经历一次重大的经济结构调整。这种调整是有代价的，比如，金融系统可能突然面临大量呆坏账，产业结构也需要调整。

　　经济增长放缓同样将带来一些社会后果。面对目前的社会情势，政府未来仍需大力解决民生问题。解决民生问题，就要求政府拿出大笔资金，无论是教育、医疗卫生、住房等社会保障，还是环保等社会事业，都需要大量资源投入——正是经济高速增长维持了政府财政收入的持续高速增长，如果财政收入因为经济减速而减速，则政府手头趋紧，解决民生问题的能力将随之下降。

　　同时，如果经济减速，就业就会成为大问题。不光是一些农民工将失去岗位，更有扩招后的大量大学毕业生可能无法找到适合的工作。

　　凡此种种因素将对新一届政府提出严峻的挑战。如果经济确实可能放缓，那么，政府解决民生问题、缓解社会紧张，就不能仅仅依靠财政手段，对已经形成的财富失衡的局面进行弥补，而是应当直接面对导致财富失衡的社会层面的问题，直接面对长期存在的、深层次的结构性、制度性问题。

　　举例来说，住房难是民众关注的一大热点，政府似乎准备投入更多资金用于解决民众的住房难问题。但是，住房价格持续高涨，现行的土地、房屋制度恐怕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如果不调整这些制度，使之更科学合理，政府的保障性投入恐怕只是杯水车薪。相反，如果放开眼界，开放包括土地在内的各种要素在城乡的自由流动，将会给城市人口解决住房问题打破一条通路，更可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内需，推动一种多赢的城乡一体化进程。

　　过去一些年来，民众在各个领域都进行了一些尝试，学界也进行了一些探讨，为解决长期存在的、深层次的结构性、制度性问题，揭示了一些解决之道。对财政手段局限性的清晰认知，以及在解决各种紧迫问题时的长远视野，应被纳入思考如何持续推进改革的主流执政视野。

　　毕竟，对中国来说，今天所面临的根本任务仍然是改革，是建立起一套优良的治理规则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