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正是基层换届选举之时，各级公共机构、人事更替渐次推进，正是中国现实政治的生动源头。据统计，今年广州就有1443个居委会、1146个村将举行换届选举。选举工作至6月底将全面完成。在换届选举中，居委会将选举出新一届的居委会主任、副主任、居委会委员及党支部，村改制公司则选举出新一任的董事会和党支部。围绕换届选举，各路话语持续活跃。一边有百年古村海选村官，竞选、辩论、拜票一一上场，一边有政府参事建言，选择十数小区进行居民直接投票选居委。可见基层自治、基层民主，始终是灼热的词语。

　　就“两委”换届选举情形看，虽有媒体舆论高调捧场，甚至冠之以选战渐酣之谓，个中细节却不应看淡。毕竟是国人身边的政治实践与民主自治，春江水暖鸭先知，于宏大无着的政治生活，这样的细节最可探勘。一方面，有城市社区居委会换届，苦于主动登记当选民的人少之又少，以至于工作人员要逐户上门问意见，待至投票环节，又因为投票人数不足，不得不抬着移动票箱“洗楼”请人投票。另一方面，在基层村委，有现任村委主任面对竞选不利，私拿村委会公章走人，拖延选举工作。基层换届选举的种种状况，似乎又再印证了当下现实的政治冷淡症与民主素质论。

　　基层选举真的患上了可怕的政治冷淡症？这样的说法，可能描述了一种现象，却误会了选举的本质。《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八条规定，“居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本居住地区全体有选举权的居民或者由每户派代表选举产生”；《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也规定，由有选举权的村民直接提名候选人选举村民委员会，但实践中却多由乡镇政府或村党支部先提名村委会候选人，再由村民投票。居委会和村委会，作为主要的基层自治组织，其自下而上的自治特点与民主实践，正是其生命力的本质体现。但当前现状正是，两者均已演化为政府机构事实上的行政末梢，交办事务繁重，自治空间不足。不经特别指出，普通民众甚至难以分清二者与政府机构有何实质区别。

　　地方行政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和干预要自负其责。据省政府参事王则楚调查，广州市的居委会主任、副主任基本上都由街道指派工作人员担任，而其他工作人员，绝大多数也为街道指派，形成了居委会只对街道负责，不对居民负责的模式。就在见诸媒体的换届报道中，仍有基层政府领导要求，要确保完成各村“两委”换届有一名女干部的任务。既然要基层自治，选男选女自是村社事务，这确保要完成的女干部指标，不就是不当介入吗？既然基层政府难以舍弃干预介入的意愿，居民自治又如何逃过无孔不入的行政支配，如何为居民关注自身事务留下空间？

　　因此，就这样的背景看居民的政治冷淡症，非但看不出他们热情的缺失，反倒可以见出那些被压抑的巨大热情来。没有人不关心自己的利益，这是一切政治参与的逻辑起点，除非一种政治参与根本就和自身利益无关。当下频频发生的物业纠纷、小区维权，是公众利益表达旺盛的直接体现，基层自治所要承接的现实，恰恰正是这种利益关注的高涨与权利意识的复苏。如果通过基层的民主选举，居民可以用选票来换得自己期望的福利、换得紧缺的公共物品、换来真实完整的利益表达，这样的政治参与恐怕绝无冷淡之虞。

　　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相提并论，且要求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正在进行中的社区、村社“两委”换届选举，无疑为这些宏大的民主政治表述提供了具象的细节表达。全能政府与弱势社会的长期维系之下，基层自治的权利复归是首要问题，行政权力的自觉退出，则构成这一问题的两面。居委会与村委会两个基层自治组织的换届选举，既无关似是而非的政治冷淡症，也无涉村民与居民的民主素质论，有了真实而免遭掣肘的权利，这些都不成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