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民主就没有思想解放

　　星期柒新闻周刊：年初你去广东考察，曾说解放思想首先需要民主。

　　胡福明：对。什么叫思想解放。破除落后的、过时的、错误的观念，提出新理念、新观点、新思想。如果你只是讲了一些老话、套话，不讲新话，那不叫解放思想。你讲新话，讲新观点、新思想，就要有言论自由，就要有表达权。知识分子、人民群众没有表达权行吗？言论自由是民主的最低要求，如果连言论自由都没有，怎么解放思想啊？！讲老话、空话、套话，那叫解放思想吗？邓小平讲得很清楚，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历史上每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都是民主运动。五四运动是不是思想解放运动，是不是民主运动啊？真理标准讨论是不是思想解放运动，是不是民主运动啊？真理标准大讨论，全国广大干部、广大知识分子、广大人民群众都来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来批评两个凡是，都来议论文化大革命对了还是错了，都来议论天安门事件该不该平反，邓小平该不该出来工作，刘少奇该不该平反，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否定，这是不是讨论国家大事啊？这是不是共论国是啊？那这是不是民主啊？这是历史上空前的人民民主大发扬，党内民主大发扬。建国以来没有过，建国以前也没有这种规模的民主运动。正因为有了这场民主运动，才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有了拨乱反正，才有了改革开放的30年。思想解放和民主是不可分的。思想解放是内容，民主是权利。人民群众没有民主权利，是无法实现思想解放的。没有民主就没有思想解放。而民主是人民群众讲自己要讲的话，讲自己的心里话、讲真话，按一个口径讲话，那不叫民主。民主不是奉命讲话，如果是奉命按一个调子讲话，念报纸、念文件、喊口号，叫民主吗？

　　星期柒新闻周刊：互联网已经越来越成为民意的一个表达渠道，你对互联网怎么看？

　　胡福明：互联网是一种新的民主形式。我要说，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喜欢不喜欢，互联网这种民主形式还要发展，最好的方法是参与和引导。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应该欢迎这种形式。

　　星期柒新闻周刊：年初，国内许多省份的领导干部主动要求舆论监督，被誉为“新政”，你对舆论监督怎么看？

　　胡福明：舆论监督是民主监督的一种形式，当然应该发扬，这是一件好事啊，非常值得欢迎。现在的问题是知情权还不够，所以舆论监督还很难。我强调要搞新闻立法。我当全国人大代表的时候，曾经和一些代表一起联名提交议案要求新闻立法。用法来管理新闻不是更好嘛。依法治国嘛。新闻法一方面可以规范新闻单位的行为，也可以规范领导部门的行为。依法治国，这里的法当然也应该包括新闻法。

　　记者手记

　　采访胡福明是春节前就定下来的。

　　他人在南京，约到他并不是难事。之所以拖到本周四才做，是一直想找到一个最佳的“题目”，也就是搞清楚把采访的重点落在哪里。

　　在目睹了十数个媒体的采访文本后，记者终于心里有了底：做当下。

　　记者用的是排除法，当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把30年前那篇著名文章的诞生始末作为采访主线之后，记者决定绕开已经成为过去的1978，直面正在进行中的2008。

　　放弃回顾，做新闻。

　　“你想要问的问题，统统端出来。”可能是胡福明已经对之前千篇一律的问答，感到了厌烦(即便是“想到了坐牢”这样精彩无比的句子，重复了十数遍后，想必也打了折扣)，所以当他得知记者不谈往事，只谈当下的意图后，欣然应允。

　　“听说年初你去了一趟广东？”这是记者问的第一个问题。

　　“我去给他们加了一把火。”这是他的第一个回答。

　　让一个30年前催生了第一次思想解放的人，和正在进行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见面”、碰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历史与现实相遇总是会发生些什么的。况且这历史并不是尘封于遥远记忆中的一本书——30年前，它曾经是现实；30年后，它依然是现实的一部分。它依然在呼吸。它是活的。

　　虽然没有直接触碰1978，但是从他嘴里说出的每一个字词，都染上了岁月的痕迹。所谓历史感、纵深感，也在不经意间形成。

　　1978年，43岁；2008年，73岁。时间没有眷顾他，虽然30年前，他曾一马当先，真理在握，可是时间也没有损害他，他依然敢说敢言，义无反顾。

　　“没有民主就没有思想解放。”

　　他满头白发，却依然年轻。（记者 倪宁宁）

　　-胡福明足迹

　　这个春天，他为思想解放而奔波

　　2月21日 在广州“青年论坛”发表题为《解放思想 青年先锋》的演讲。

　　4月11日 在杭州发表题为《真理标准讨论与改革开放》的演讲。

　　4月15日 在无锡接受《无锡日报》采访。

　　4月17日 在上海参加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年度论坛。

　　4月18日 在深圳发表题为《解放思想与改革开放》的演讲。

　　今年春节以后，陆续接受《广州日报》、《南方日报》、广东电视台、东方卫视、凤凰卫视、《羊城晚报》、《深圳日报》、《瞭望》周刊、《半月谈》、《扬子晚报》、《大众日报》、香港《大公报》等众多媒体的专访。

　　-延伸阅读

　　真理1978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天新华社转发，次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予以转载。这篇文章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这是从根本上理论上对“两个凡是”的否定。这篇文章在全党引起了强烈反响，同时也遭到一些人的非议和谴责。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性大讨论。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阻碍拨乱反正工作的进行。

　　1977年2月，“两个凡是”一公开提出，就引起了广大干部特别是老干部的忧虑。邓小平最早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他在1977年4月10日给党中央的信中就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同年7月，邓小平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再次重申了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这个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原则。

　　1977年底，中央党校根据胡耀邦的意见，明确规定研究党的历史要遵守两条原则，一条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的有关指示；一条是以实践为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至此，一场判断思想是非、理论是非标准问题的思想政治领域的大讨论已不可避免。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发表了由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刊登了此文，当天新华社转发，次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予以转载，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也陆续予以转载。这篇文章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这是从根本上理论上对“两个凡是”的否定。这篇文章在全党引起了强烈反响，同时也遭到一些人的非议和谴责，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性大讨论。这一讨论得到了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积极支持。

　　这场讨论打破了长期以来个人崇拜、教条主义的枷锁对全党的束缚，是五四运动以来又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对于正确地坚持毛泽东思想，对于端正党的思想路线，推动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发挥了直接的促进作用和影响，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中，高度评价了这场讨论的伟大意义，他说：“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场讨论“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