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4月28日电《澳门日报》4月28日发表社论《举报人蹊跷死呼唤举报法出台》说，无论是反腐倡廉、打击犯罪，还是从消除举报人顾虑的角度，保护举报人的切身利益尤显迫切和必要。且应在举报人举报之初，就予以评估举报风险等级，及时启动举报人保护程序。倘若举报人的人身安全没有保障，今后还有谁敢冒险举报、揭露腐败官员？

　　文章摘录如下：

　　因检举安徽阜阳市颍泉区大兴土木、挥霍财政，兴建豪华办公楼“白宫”，举报人李国福被检察院带走，随后被拘留、逮捕，最后在安徽省第一监狱医院蹊跷死亡。

　　对于举报人，当地司法机关不仅未对李国福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还在其举报期间将其拘留和逮捕，直到其在约见律师前几小时蹊跷地死于监狱医院。更有甚者，其家属还遭到相关部门的威胁、恐吓和调查。

　　举报贪官，是民众对腐败现象不满的直接表现。但却是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在官官相护成为“常态”时，举步维艰；而在不受约束的权力和不受控制的黑势力面前，民众的呼声和吶喊，更显得苍白无力和孤独无助。

　　近年来，举报人遭迫害事件层出不穷：辽宁省鞍山市国税局公务员李文娟被劳动教养、安徽省凤台县农民花锦平险遭砍杀、河南省舞钢市八台镇党委副书记兼常务副镇长吕净一被判刑一年并险被砍死、四川省武胜县工商局党组书记龚远明被砍断脚筋等。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数据显示，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全国每年发生的对证人、举报人报复致残、致死案件已由每年不足五百件上升至目前的每年一千二百多件。

　　即使是贪官被推倒，其在当地的影响力未必就此立即消除，举报人遭其同伙或利益共同体报复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因此，无论是反腐倡廉、打击犯罪，还是从消除举报人顾虑的角度，保护举报人的切身利益尤显迫切和必要。且应在举报人举报之初，就予以评估举报风险等级，及时启动举报人保护程序。倘若举报人的人身安全没有保障，今后还有谁敢冒险举报、揭露腐败官员？

　　因此，举报人保护立法已成为非常现实的问题。虽然宪法中明确了公民有举报的权利，但至目前，除《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第三款作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保障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的原则性规定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政策性规定外，仍缺乏一套系统的关于举报人和证人保护的法律制度。包括法律并未明确规定究竟由哪个机关或部门负责保护举报人，也无相应的人员和经费配备。

　　同时，《刑法》第二百五十四条虽规定有报复陷害罪，但类似案件在司法实践中鲜有启动和操作。原因在于《刑法》仅规定有关的刑种和刑期，但却未解释何为报复陷害，罪状过于简单。而对该法规的司法解释又超越法律本身，规定情节严重者才追究刑事责任，还增加了立案标准。

　　目前在美、英、德及新加坡等国不仅单独制定了将举报人包括证人之内的《证人保护法》，还设立专门的证人保护机构进行“特殊保护”。其中美国于一九九七年修订的美国法典规定的保护措施有：为其设计匿名的身份，帮助其在一个不会被认出的新的城市生活。德国的举报人、证人在被询问时可拒绝透露住址、工作单位等相关的身份信息，还可要求用屏风或面具遮挡自己，或坐在由单向玻璃制成的作证室内。而在确信受威胁时，可在排除被告及其律师及第三人在场的法庭上作证；还可要求在法庭外审理，利用采取视频和音频传送，包括变声、变像处理等特殊方法作证。

　　早在二○○一年，全国人大就已开始研究论证修改《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其中涉及建立证人及其举报人保护制度；在二○○六年的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童海保曾提出建议立法出台《证人保护法》，保护举报人包括证人的议案。然而，相关保护的法律制度一直未见出台，而举报人遭受打击报复的恶性事件却在接连发生。

　　欣喜的是，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透露，已向全国人大提出制定《举报法》的立法建议。可以预见，在举报保护的法律制度的建立、保护措施的落实到位，必将有更多的公民勇敢地站出来与腐败和滥权斗争。人们期待立法机关能尽快将其列入立法规划，使举报人在法律上获得强有力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