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西方倚仗坚船利炮来到东方，在侵略的同时带来了先进的器物、科技、制度乃至某些更有吸引力的文化。对侵略的愤恨与对先进事物的向往交织在一起，构成了长期以来中国人矛盾心理的基础

　　文/莫之许

　　既反对侵略，也拒绝承认先进的诱惑；幻想回到那个既没有侵略也没有感受到落后的时代中，一直是部分人的梦想。义和团是这种幻想最集中的实践者。100多年过去了，中国已经慢慢学会在一种相互依存的国际关系中生存与发展，在改革开放年代里成长起来的青年人，似乎不应该如此狭隘。那么，近日的抵制家乐福行动，体现的是怎样一种情绪呢？

　　已经有不少人指出，这种对西方的敌意，部分来自于陈旧的意识形态教育，部分来自于不充分乃至片面的信息获取。近年来，在陈旧意识形态教育的基础之上，一种我称之为商业民族主义的东西开始大行其道，从《中国可以说不》到《货币战争》，从某些中国媒体的报道，对外部世界的信息加以精心裁减后再商业化传播，这种手法拥有了极大的受众。在这样的信息之下，敌意和不信任的气氛在相当群体中蔓延，一遇特殊事件，这种情绪就会爆发开来。我认为，相当多的青年抵制者是受这种非理性情绪所支配的。

　　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我注意到，包括张朝阳这样的人士也赞成抵制。这表明，除了非理性的情绪之外，还有被人忽略的因素。我认为，这个因素就是那种迫切地要求西方正视自己的心理需求——集中体现在海外华人和国内主流人士身上。

　　这么些年来，中国取得了相当的发展与进步，这一成就被某些人夸大为“中国奇迹”，甚至看作是中国必然“崛起”的前奏。于是，在某些人那里，这种自信和骄傲膨胀为一种过分良好的感觉，似乎中国的发展与进步已经相当充分，轮不到别人指手画脚了。事实上，这些年中国的发展与进步更多地体现在经济和社会领域，而政治和文化领域仍有某些缺陷。而当这种感觉遭遇对中国的一些误解时，与上述那种非理性的情绪相结合，得出西方世界充满敌意的结论，就不是什么值得奇怪的事情了。

　　这种感觉良好的背后，其实隐藏着某些不自信。因为如果有足够的自信，别人的指责和批评——哪怕是错误的，也会成为自身进步的动力；反过来，就是对别人的批评和指责过分敏感。

　　这种骄傲与不自信相混杂的心理，在我看来正是目前一些抵制者的深层心理：正因为不自信始终在心里涌动而又不愿意正视，当别人指出的时候，也就倍加恼怒。

　　可以看出，在这种视角支配下的抵制，并非所谓极端民族主义支配之下的抵制。后者的目标是回到封闭的状态，而前者的目标指向的是一种新的关系，一种在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嵌入越发深入的情况下，要求外部世界给予中国更多尊重和理解，更少歧视和偏见的新关系。

　　我承认，这一诉求有其正当的成分，但正如上面所分析的，由于这种诉求建立在非理性的情绪和扭曲的自我认知之上，正当性被大大削弱了。进而，即使存在着某种正当性，抵制的行为与其试图达到的目标之间，也有着天然的背反关系。抵制所带来的，恰恰是抵制者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更多的偏见和不尊重。

　　尊重和理解，只可能建立在充分交流了解的基础之上。近年来，双向的交流得到了极大的增进，但这种交流和了解还不够。为了迎接奥运会，　2006年11月1日，总理温家宝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77号”，规定从2007年1月1日起施行《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这被普遍看作是很大的进步。但是，反过来看，这也表明了外部世界在试图了解中国时，曾经面临的障碍。

　　在这次事件中，西方媒体的报道招来了很大的愤怒，可是，如果想让西方媒体的报道客观公正，唯一的办法就是给予它们更开放自由地了解中国的机会，给予他们与中国同行更深入合作和交流的机会。

　　比之新闻报道，教育、学术、文化、经商、旅游等双方普通人之间的日常交流，更能矫正存在于双方之间的偏见与歧视。如果要让西方世界抛弃偏见与歧视，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这种交流更充分。

　　中国的改革发端于经济领域，外资企业在内的经济交往一直是这种交流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让西方抛弃偏见和歧视，更合理的途径是让非经济交往也更加充分，而抵制只会让原本相对充分的经济交往受到损害，非南辕北辙而何？

　　尊重和理解，只可能建立在自身也抛弃偏见和歧视的基础上，如果我们自身对外部世界存有偏见，怎么可能通过充分的交流改变对方的偏见呢？30年的改革开放，拓展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但这种理解还不够充分。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的是更多了解外部世界，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更多的交流来矫正外部世界对我们的偏见和歧视。而抵制，则是放弃对外部世界的理解，这也依旧与追求的目标——反对西方的偏见与歧视——是背道而驰的。 (作者为知名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