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就那么可怕吗

　　“我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假照片？”章翔鸥自问自答，“就这两三年出现的问题照来看，大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大都是一些为了达到宣传目的的照片，或许那些制假者怎么都没料到，这些反映国泰民安、和谐盛世的照片竟然也会有人来挑刺。”

　　身为新闻从业人员，章翔鸥深知世风浮夸下这份职业的不易，于是他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宣传照片不是不能拍，但问题在于，你摆就摆了，拍就拍了，做就做了，整得再好，你也还是得记住——它们只是宣传照！你拿去参加什么新闻奖评比呀？”

　　时评家张天蔚则认为：新闻需要真实，宣传更需要真实。他对比了“周老虎”和“刘羚羊”，前者始终坚称虎照为真，后者却坦承羊照为假。而刘为强之所以坦然承认，重要原因在于他并不以自己的造假行为为错。他将这幅作品定位为艺术照片，并将“新闻图片”与“艺术照片”作了严格的区分，前者必须真实，后者却允许“加工”。

　　“这种区分隐含的一个更重要的逻辑是，”张天蔚分析说，“新闻必须真实，宣传却可以作假。媒体、公众及主管部门，大多自觉或不自觉地，对‘新闻’和‘宣传’奉行两种不同的真实标准。”

　　著名摄影家、评论家鲍昆痛感于新技术时代来临后，在新的社会伦理规则没有相应建立之前，虚假的视觉影像一时遮盖了公众的日常生活，“谎言泛滥成为这个时代越来越严重的弊病，最终导致滥用公权的不法之徒用假照片堂而皇之地欺骗社会钱财(华南虎照事件)”。随着虎照引起的社会公愤，出现了公众对虚假摄影照片穷追猛打的局面。在他看来，这种现象的背后实际上是社会对于公众知情权长期被漠视的反击，更是随着技术进步而来的民主化思潮的深入。

　　“对新闻照片的任何造假行为，再不会有以前的宽容。”鲍昆强调说，“除开技术条件的时过境迁外，社会的民主化也今非昔比，人们对外部世界的知情权和其他诸项个人权利的认识都上升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

　　网络是个好东西

　　“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多好啊。”这是今年1月，陕西省绥德县一位宣传官员接受采访时嘟囔出的一句话。有人立即联想起华南虎事件的当事人：“那些始作俑者，对此大概也会感触颇深吧？”

　　相反，参与一系列照片打假的网友们，却在公共论坛上留言大呼：“网络是个好东西！”

　　“过去有很多著名的假照片，业内人其实都知道，但没有传播出去，大家都不声张。现在就不一样了，只要有假照片，网上会喊成一片，因为大家都懂摄影了，新闻摄影越来越回归到真实的本质方面。”贺延光说。

　　他举例说，《拼到底》是1986年的全国最佳新闻照片，反映老山前线的英雄主义。“当时大家一看很激动啊，两个战士趴在战壕里打枪，一个战士负了伤，满脸绑着绷带，他的战友要把他扶下来，他就甩胳膊，别管我。”贺延光说，当时自己也投了赞成票。但很快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就接到举报信：这照片是假的，我们都在旁边，我们就是那个部队的战士。

　　“其实就是‘拍戏’嘛，当时在老山前线很常见。”贺延光说。他去前线拍照时还碰到过这样的事，离开坑道指挥所时，副指导员问：你们不带点东西？连队卫生院的纱布啊、药包啊、红药水啊你们不带吗？“去那儿的都这么拍，人家以为新闻摄影就是摆着拍呢。”

　　但当时所有类似的举报到了学会就打住了，基本没有公开，更没有取消所获奖项一说。因此贺延光至今对当年公开处理新华社记者李锦造假事件记忆犹新。1987年，李锦获评全国十佳新闻摄影记者。但经调查，其两幅作品“与事实不符”。李锦因此被撤销称号、收回奖金、奖杯和证书。《中国青年报》当时在头版刊发了《新闻真实性原则不容动摇》的消息。“我印象中这是第一次这么严的处理。”贺延光回忆道。

　　作为新闻摄影从封闭圈子到开放时代的见证者，他深有感触地说：“今天，我们应该感谢照相机的普及，感谢互联网的力量。前者让贵族的宠物变成了平民的家什，它使每个人通过自己的实践都可能成为摄影家；后者让信息不再封闭，各种议论、批评畅通无阻，它使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批评家。”

　　进入4月份，有细心的记者发现，立在陕西镇坪县街头“游自然国心、闻华南虎啸、品镇坪腊肉”的巨幅广告牌，已悄悄被撤换了。这块牌子是陕西省林业厅去年公布虎照后不久打出的。

　　据悉，重庆有剧作家和影视公司早早宣称已写出剧本，要制作新闻话剧《拍虎——华南虎事件》，但至今不见下文。创作者设想的是黑色幽默剧，宣称是“中国式的”。制作方表示：“因为新闻事件还在不断发生，所以我们将准备系列剧，今天看到的是《拍虎》，明天是《变虎》，后天可能就是《杀虎》。”

　　看这出活剧与这一系列话剧，谁能先熬出来。本报记者 徐百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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