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10多年前，也就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知识界曾经有过一场声势不小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大讨论提出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市场经济是否会导致物质主义、消费主义膨胀，人文精神萎缩，乃至出现社会性的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

　　这其实也是西方自启蒙运动以后全社会持续为之焦虑的一个重大问题。以我的阅历和学养，当然没有能力说得清楚。不过我有一个粗浅的想法：西方的情况与中国一定有很大区别，上面这个担心说到底是个文化问题。长期来看，一种制度会对一种文化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但恐怕文化传统对制度的制约作用更大。在中国，市场经济是否一定会导致人文精神的萎缩这个问题，应该有一个活的社会学样本。而作为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产物，“70后”、“80后”一代年轻人正好充当了这一角色。

　　此次汶川大地震，给这一争论以答案。令社会刮目相看并感慨不已的是，以“70后”、“80后”为代表的“新生代”，以丝毫不亚于他们前辈的热情和情感投入抗震救灾，一扫人们以往对他们“物质主义的一代”、“得过且过的人生”等等消极评价。当我们看见3岁男孩向拯救他生命的军人敬礼时，我们看到了下一代身上怀有的对这个社会的感恩；当我们得知9岁小学生已经逃出教室却又重新折返，救出两个同学，自己的手臂却被砸成骨折时，我们看到了下一代身上怀有的对这个社会的责任感；当我们看到“韩寒、超女”们二话不说就奔向灾区充当志愿者时，我们看到了下一代身上怀有的对这个社会的担当。

　　不错，在平常的时候，这些“新生代”常常特立独行、标新立异乃至自我中心。我们现在需要思考的是，或许这些曾经被视为“贬义”的东西，正是上一代人所不具有的个体价值的觉醒。一旦到了像汶川大地震这样的关键时间节点，这种个人觉醒就散发出前所未有的人性光辉。更准确地说，我们这些“50”、“60”人应当自问：究竟是“80后”身上沉睡的“人文精神”在大灾难来临时觉醒了，还是大地震使我们从对他们的成见中觉醒？

　　灾难筑就了一个巨大的精神磁场，使得中华民族在这个磁场中经受了前所未有的激荡和洗礼。灾难也让我们在精神上收获很多，以我的视角观察，最有价值的闪光点有二：一是人道主义光芒的绽放，真正的以“人”为本取代了以意识形态为本；二是建立在权利、义务契约基础之上的公民意识的彰显，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实现。尤其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一代年轻人在抗震救灾中展现出来的公民意识和人文精神，这将是一个社会最终走向民主现代化的基石。

　　现代国家作为一种政治共同体，是建立在普遍的公民意识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公民意识表现为两个不同层次的内容：首先是国民在精神上对于国家民族的认同；其次是每一个公民在这种认同之下所享有的天赋权利以及与之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在此次大地震中我们看到，无论是政府首脑、军队、警察等国家机器，还是民政救助、医疗机构、慈善团体、新闻媒体乃至每一个民众，都尽己所能地承担起责任。无须动员，整个中国几乎每个人都自觉地尽到了自己的公民责任和义务。公民凭借自己对国家义务的主动承担，换取了国家对公民权利的尊重。“设全国哀悼日”、“为死难者降半旗”、“暂停奥运圣火传递”等决定，都是政府对公民呼吁从善如流的回应。正是由于灾难的巨大破坏性，以及政府与民众之间达成的默契和良性互动，公民对于国家民族的认同感，在短时间内得到极大强化，并被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层次。当国旗缓缓降下、汽笛鸣响之时，从天安门广场上响起的“中国加油！”成为这一刻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声。这一发自心底的由衷的民族认同，超越了地区、种族、宗教信仰、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将一个觉醒的现代中国毫无保留地呈现在世界面前。

　　重新回到开头讲的“人文精神”问题，我现在觉得，恪守权利义务的契约精神的真正市场经济，至少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之内不会导致人文精神的萎缩。我们以及我们上一代人身上残余的计划经济时代养成的浓厚的特权意识或特权崇拜，到了我们下一代、再下一代身上，逐渐转变为人人平等的权利意识之时，大概也就是人文精神在中国社会有可能重振之日。（陈季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