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身都是公款吃喝浪费的“连带责任人”，由多部门合作来治理公款吃喝浪费问题，无异于“左右手互搏”的“自体监督”。从来源上看，公款拜公众纳税所赐，官员不过是公众授予权力和公共财政的代理人，自然有受公众监督的义务；不言而喻，公众是天然而且最合适的“异体监督者”。因此，关键在于公众预算监督权的确保，只需要强化人大的预算监督即可。

　　近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寻寰中在接受中国政府网访谈时，否认中国各级党政部门每年公款吃喝消耗掉3000亿元的说法，经过研究，他们认为该数据有夸大性，但他亦坦言政府接待的开支确实不小。他表示，公务接待中的浪费问题受到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批示，要求多部门合作治理，下一步按照总理的要求，一定要在刚性的制度上取得新的进展。

　　即便确实如寻寰中所言，3000亿之说有夸大其辞之嫌，但政府接待开支“确实不少”的既定事实，说明公款吃喝造成的浪费已然到触目惊心的地步。应该说，公众期待公布确切的数据。

　　公共财政领域的“暗箱数据”，就像广告语那样，“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想多远”，在程序正义和知情权双重缺失的语境下，对于3000亿之说，公众不仅宁愿信其有，而且更愿意肆意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顺着这样的逻辑推理下去，多部门合作治理，一定要在刚性的制度上取得新的进展，恐怕让人难言乐观。因为“多部门”本身都是公款吃喝浪费的“连带责任人”，由其来治理公款吃喝浪费问题，无异于“左右手互搏”的“自体监督”。更何况，一旦“连带责任人”过多，即使再强硬的“治理风暴”，也会被大行其道的潜规则消解于无形。

　　从这个意义上讲，刚性的制度不能从“自体监督”中探索出来，而只能在“异体监督”中逐步完善。对于公款吃喝浪费，不言而喻的是，公众是天然而且最合适的“异体监督者”。公款从来源上看，拜公众纳税所赐，官员不过是公众授予权力和公共财政的代理人，自然有受公众监督的义务；从监督效果上讲，由财产所有人监督财产的使用状况，是最好不过的制度安排。毕竟，公款吃喝中的一个“公”字，就表明“自体监督”纯粹会演变成“崽卖爷田不心疼”。

　　公众对公款吃喝进行“异体监督”的关键在于公众预算监督权的确保，将治理公款吃喝浪费的权力交给公众，不用去寻找刚性的制度，只需要强化人大的预算监督即可。但遗憾的是，由于公众权利处于缺位状态，导致了公权力不需要甚至不屑于对公众负责。很难想象，在一个民主法治健全的社会中，公众甚至都不清楚公款消费的具体数额。所以说，目前的关键问题，不是试图设想通过“改造”运动员的精神世界或者制度世界，奢望将其转变成合格的“裁判员”，反倒是应该在“运动员”之外，用制度保证更合适的“裁判员”真正上岗，如此方能有效刹住公款吃喝的歪风。(志 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