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口中的真话是不是“言行不当”，最重要的还看由谁来判定。民众认为是大实话，在极个别领导眼里，说不定却是“错话”，是“言行不当”。民众认为是“官场八股”，是废话，在有些领导眼里，却有可能是值得鼓励和提倡的标准官话。

　　广东近日出台规定，政府行政首长在公众场合的言行不当造成重大失误或不良影响的，将追究行政首长责任。责任追究方式主要包括：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通报批评、责令辞职、建议免职。(《羊城晚报》7月4日)

　　此规一出，网上不乏拍手称好者。大概是源于公共媒体上说胡说，说昏话的官员并不少见，造成不良影响而不见追究的个案已是常态。现今有了一条律令，多少能管住些官员的胡说、昏说。这确实值得叫好。然而我却有种别样的担忧，在我国各级立法都悄然遵循“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之下，法律的适用实则掌握在那些拥有“最终解释权”的执法者手中。请问何谓“不当”？何为“重大”？何为“不良”？“不当”到何种程度才“可以”被“建议免职”而不是“责令限期整改”？

　　法是人们行为的指引。广东此新规实施之后，对于官员而言，最大的指引是什么呢？既然最终的责任追究无法预测，最自然的选择当然是尽量避免在公众场合发声。说得越少，“言行不当”的机会也就越少。至少民众批评行政不作为或行政不公开，其实并无关紧要。反正官帽又不是由公众说了算。“选贤政治”而非“选举政治”的现实之下，官员取悦上司的重要性远甚于满足民意要求。而在政府信息公开成为大势所趋的当下，在官民互动日益被国家最高领导层所强调的这个时代，三缄其口，“无可奉告”之类已越来越不合时宜。

　　当然，允许官员“讲错话”的前提，是允许官员“讲真话”。至于官员口中的真话是不是“言行不当”，最重要的还看由谁来判定。民众认为是大实话，在极个别领导眼里，说不定却是“错话”，是“言行不当”。民众认为是“官场八股”，是废话，在有些领导眼里，却有可能是值得鼓励和提倡的标准官话。

　　“虎照门”中有位敢于直言的官员，被媒体称为“打虎第一人”，那就是镇坪县林业局野生动物保护站站长李坪。回想9个月前，在上下官员众口一词坚持虎照为真时，官职连七品都差一截的李坪居然质疑虎照为假。这不正是上级官员眼中的“言行不当”吗？还好李坪在领导找其谈话之后，自觉地“病了”，从此闭上了嘴。若当时的陕西有类似这样的规定，李坪的站长职位恐怕早已不保。

　　“虎照门”事件还有另一个“言行不当”的标本，那就是朱巨龙和关克。这两人之所以免职，其理由并非公然“护假”，而是“在社会关注过程中，违反组织纪律，开设个人博客，参与争论”。换言之，你是造假也好，护假也罢，上级其实并不关心，但你的丑事搞砸了还到处嚷嚷，领导就不会饶你。想想看，如果朱巨龙和关克对网络舆论一概不予回应，是否他就能成功脱身于“虎照门”？或他们只是反复强调“保护当地生态比虎照真假更重要”，他们今天也就还能继续坐在他们的官位，乐见那些爱说真话的官员处境尴尬。

　　从理论上讲，惩罚说错话与保护说真话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只是，认定“错话”与“真话”若以上级官员的认识为标准，我们拿什么保证上级官员的判断就不是“错”。尤其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经实施之后，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已成为官员的职责和义务。依法保障官员“说真话”如果不比惩治官员“言辞不当”更重要，至少也同等重要。官员言行的“当”还是“不当”，也应引入民意评价机制，避免权力滥用。以此观照广东此新规，确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王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