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的“毒饺子”风波，给出现转机的中日关系带来了很大冲击，您如何看待两国关系中的这种脆弱性？媒体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请分别谈谈两国媒体需要反思的地方。

　　国分良成：有一种观点认为饺子事件本身并不重要，我则认为这并不正确。不管是日本还是中国，食品问题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都是毋庸置疑的。尤其在日本，尽管已经进入了商品饱和的时代，但人们对食品的关心却越来越高。日本人并不仅仅是对中国产品严厉，有关美国产牛肉的疯牛病问题在日美关系中也占相当重要的地位，如同最近的美韩关系。

　　当然媒体也不应该只为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而渲染这一类问题，但是至少可以推测今后的日中关系中这一类有关日常生活的问题，将比政治性问题出现得更频繁。

　　刘军红：最主要的问题是，双方对彼此的市场规则，老百姓对食品安全本身的认识还有差异，这需要政府以协定的方式达成一致。

　　开始报道此事时，日本媒体把它当作热点，好像终于找到“新闻亮点”了。这既是媒体商业性的习惯，也不能排除那种潜在的认为中国快速发展会“威胁”日本，甚至借题发挥。日本媒体不能一提到中国问题就热炒，热炒有时候就变成了“恶炒”。中方媒体则除了惊讶日本人为什么把小事情夸大之外，实际上对对方了解的也不是很充分，报道的时候也是一窝蜂的一个论调。

　　马挺：饺子事件发生后，日本媒体的炒作狂潮是前所未有的。不但是商业媒体，就连在中日关系最险恶的时期，还基本保持正面公正报道中国的公共放送NHK，也一反常态，极尽混淆事非、蛊惑煽动之能事。

　　日本主流媒体都在中国驻站。四川大地震，日本电视、报纸等主流媒体，第一时间就纷纷派员深入现场采访，有关消息在电视黄金时段占头条新闻达一个月之久。但中国的大媒体，到底在日本投放了多少力量呢？偶尔有几个大手笔跑到日本来，蜻蜓点水一下，回去说上几句“我们所不了解的日本”之类的话，以其“昭昭”，最终还是使人昏昏。这次的“岩手、宫城大地震”，有多少中国媒体深入日本灾区采访，从灾区现场直接报道呢？我一条也没看到。说到反省和改进，没有捷径。派一批人来，踏踏实实在日本人里待上几年，就会有起色。

　　从长期的“政冷”到2008年中日互动“井喷”现象的出现，您认为其原因何在？

　　刘军红：日方有种说法形容现在叫“官热民冷”。我不太主张用使用这种形象的卡通式说法突出某个局部特点。一直以来，中日之间政治和经济交流都很多，如果说有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多半是因为媒体报道不够充分。

　　国分良成：“政冷现象”开始缓解是从2006年10月安倍首相对中国的“破冰之旅”起。其后陆续有了2007年4月温家宝总理的对日“融冰之旅”，同年12月福田首相的对华“迎春之旅”。今年5月份则是胡锦涛主席的“暖春之旅”，进一步推动了日中关系的改善。两国关系是经过这样的步骤逐步改善起来的，今后应当继续坚持、加强这样的努力。

　　小泉首相执政时期，围绕历史认识问题两国关系陷入了低谷。那时，一方面日本面对中国的快速崛起和自身经济的停滞不前没有能够很好地调整心态。另一方面，中国尽管已经成为了大国，却也没有准备好在国际社会上做出与其实力相符的姿态。这样在两国关系需要调整的时期，双方的这种心理状况所呈现的矛盾，就在最为脆弱的历史认识问题上集中反映出来了。我想这也许是小泉首相执政时期日中关系陷入低潮的主要原因。

　　马挺：这是一种“薄积厚发”。与盲目反日一样，盲目“哈”日，其基点同样是以自己的价值观强行解释对方的行动。结果是，钟摆摆到一头，又摆回来。到了日本“军机援华”，被媒体一炒，满天的赞誉就一风吹了。这种现象应该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一个好题目。

　　从两国领导人互访到地震外交、日舰访华、东海谈判取得突破性进展，这种变化是否可以导致今后中日关系畅通无阻地发展？

　　刘军红：中国地震后，日方的行为直接感动的是中国老百姓的民心。他们迅速对日本形成善意的看法，继而会主动认识日本。反过来说，日本普通人也会用另外的眼光看中国地震。我在日本感觉到，他们主要观察到中国人对捐款企业的苛刻态度，比如说认为中国人看重钱，谁出钱多谁就好。双方看的着眼点不一样。不过围绕地震，双边了解的机会增多了。

　　这也产生一个启示，主动了解对方有利于双边关系正常发展。认识彼此的差异非常重要，如果只是简单地追求共同的地方，差异的东西就会被掩埋，一旦露出来就可能带来冲撞性，在感情上不容易接受。如果事先就了解对方怎么想，反而会对差异有一个理解。

　　国分良成：象征目前日中关系的词汇是“战略性互惠关系”。过去，日中关系一直只被视为双边关系，人们很少谈及它对亚洲和世界的贡献。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第二位和第四位的国家之间的这种关系，显然很不合时宜。所谓“战略互惠关系”意味着日中两国在追求相互利益的前提下，共同探索如何能够为亚洲和世界多做贡献。四川地震灾害发生后不久日本即派遣国际救助队，自卫队舰船的访华，两国达成东海共同开发的谅解等，可以说就是构建战略性互惠关系的具体步骤。我们应该高度评价达成上述成果的两国领导人的决断。

　　对于四川震灾，在日本，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无数的民间募捐活动，这样的普通民众的意识，也有助于形成广泛的战略互惠关系。我的学生们也自行开展了募捐活动。今后日中战略互惠关系在环境和能源方面有待进一步的突破。

　　马挺：“地震外交”的提法，很有深度。正是因为突如其来事件的交往，才能品味到两国国民意识中深层的东西。而“军机援华”设想受挫，对改善两国的交往是一大损失，是多少次“舰艇互访”所不能抵偿的。总之，我们应该好好地感谢日本政府和国民在中国大灾之际所表现出来的情谊。就连一贯煽动厌华情绪的日本富士电视台，到7月3日为止，也已经为四川大地震募捐到了近6000万日元。至于东海谈判，知之甚少，不做妄评。只是感到，可能要在几年，甚至几十年后才能对其作出中肯的评价。

　　中方邀请了很多日本政界人士在奥运会期间访华，其中还包括以反华“著名”的石原慎太郎。

　　马挺：奥运应该排除政治。这正是一个范例。至于石原本人，我不予评价。只是看到，以前张口闭口“支那人”的他，最近，在记者问到有关问题时，却含混支吾：我在两边(中国的大陆与台湾)都有友人……云云。

　　刘军红：因为东京也在申办奥运会，作为东京都知事要了解和参与北京奥运会，非常正常。至于他自己有什么政治主张，和奥运本身没太大关系。

　　国分良成：如果在国际关系中仅仅凭意识形态或什么主义行事，那么必定要碰壁。不管是什么意识形态还是什么主义，必须以差异的存在为前提，维持起码的交流。日本和中国在历史、体制、思想等方面有诸多不同之处。我们不必试图通过交流来改变对方，但是通过交流来增进理解，并在理解的基础上加强交往是可能的。也就是说，重要的是如何互相尊重对方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开展现实主义交流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中国很现实地邀请各国的重要人士，而各国的重要人物也不管所持的立场如何而前来参加中国首次举办的奥运会是一个值得称赞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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