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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高官的言论和行动已经显示了政治勇气，接下来的问题乃是一项更大的挑战：如何让民众在权利、利益遭到侵害的时候找到及时而有效的帮助和支援

　　贵州瓮安“6·28”事件的起因乃是一起治安事件，最终却演变成为普通民众裹入其中、冲击政府、尤其是公安机关的“群体性事件”。

　　当地政府目前认定这其中有受黑恶实力煽动、利用不明真相的民众，并正在查处这些黑恶势力；另一方面，地方高级官员也承认，不明真相的民众之所以聚集起来参与冲击政府，乃是事出有因。中共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称，这次事件，表面的、直接的导火索是女中学生的死因争议；但背后深层次原因是当地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

　　专责处理瓮安事件的中共省委副书记王富玉的分析更为详尽。近年来，瓮安县经济确实在高速增长，但在移民搬迁后期扶持、违章建筑拆除、矿权纠纷处理、国企改革改制中，沉积的有影响的重点信访案件就有二十多起，各种矛盾纠纷没有得到及时化解。大量积案和积怨的存在，导致官民关系紧张，民众中出现了仇官、仇富心理。

　　另一方面，石宗源又指出，一旦发生官民纠纷、冲突，政府机关又相当随意地把公安政法机关推到第一线，动用警力进行强力压制。可能也正是因为公安机关在这方面投入太多力量，导致其在维持社会治安方面无所作为，加上自身又存在严重腐败，因而，警民关系紧张，民众对公安机关也缺乏最基本的信任，甚至出现仇警心理。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民众会集中起来冲击当地公安机关。

　　应当说，贵州省高层对瓮安事件根源的分析是相当到位的。但其实，贵州省高层提及的这些现象，并不仅限于瓮安一县，整个贵州、乃至全国各地，程度不等地存在上述种种现象。

　　过去十几年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是各地政府官员追求的主要政绩目标，地方政府成了经济增长的主体，地方官员几乎成为商人。为追求这一政绩目标，地方政府官员积极地利用其所掌握的巨大、并且始终没有受到有效限制的权力，比如，随意制定各种优惠政策以吸引投资者，给予那些能够增加官员政绩的企业以不受环保、劳工权利、社会保障等法规管制的特权。当然，地方政府也利用权力经营城市，经营土地，经营各种自然资源。由此迅速获得大量财政收入，也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然而，少数地方政府的手伸得太长，直接介入资源的商业交易过程，或为了经济增长政绩而过分保护某个群体、甚至毫无顾忌地损害普通民众的权利和利益，固然可以在中短期内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但长期来看，必然导致严重后果。这种后果首先体现在经济方面，就是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最近一年来，这种失衡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工业衰退、出口下滑、企业大量倒闭等现象已表明，原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陷入困境。

　　不过，以权力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机制，最严重的负面后果表现在社会与政治方面。最近几年人们一直在谈论中国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这种两极分化的根源则是不同群体、不同人在经济活动中的自由与权利的不平等，导致这种不平等的原因正是权力支配经济过程，人为地授予某些人以特权，以限制乃至剥夺另一部分人的正当权利。

　　在贵州省高官所提及的征地、拆迁、矿权分配等领域，权力制造权利之不平等的情形是严重的。由此或可获得一种异乎寻常的效率，但这种效率缺乏正当性基础。由此形成的财富配置结果，不可能得到人们的认可。

　　事实上，由此创造出来的财富越多，群体间的敌视就越深。其中最尖锐的是官民、贫富之间的敌意。这种敌意不断积聚，最后就会在无人能够预料到的时间、因为一件无人能够预防的小事件，而演变成具有极大社会和政治冲击力的群体性事件。近年来，这样的事件已经频繁发生。

　　如贵州省高官所说，瓮安事件这样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事出偶然，却具有必然性。不过，不论是对执政党和政府，还是对负责任的公民来说，当下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恰恰是阻止这种必然性变成现实。因为，在宣泄愤怒的情绪推动下、具有严重破坏性的这类群体性事件，无助于从根本上化解民众的怨恨，增进民众的权利。

　　人们普遍承认，这一目标的实现有待于民主、法治制度的建立，而建立这种制度需要的是理性、建设性，需要的是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妥协与合作。

　　但是，民众恢复理性的前提，又是政府要有面对困扰民众的那些问题的政治勇气，及从制度上解决这些问题的政治意志。贵州省高官的言论和行动已经显示了政治勇气，接下来的问题乃是一项更大的挑战：怎样让政府权力退出商业交易过程，如何有效地约束政府官员、包括公安机关的权力，如何让民众在权利、利益遭到侵害的时候找到及时而有效的帮助和支援。这方面的制度突破，才是防止瓮安事件重演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