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利用灾区重建“扩张”

　　无论是城镇化还是工业化、还是新农村都是一个长期的工作方向，不能靠灾后重建来“一蹴而就”

　　中国新闻周刊：据我们了解，如果异地重建，原来城镇的土地还在基层政府手里。这里面是不是有很大的利益驱动？

　　仇保兴：这里面主要有3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干部短期的行为。为官一任，不过3～5年，不肯想得太长久;第二是想招商引资，趁这个机会拓展用地规模，因为建设用地审批前一段时间卡的很紧;第三有一些干部，因为县里面很多干部，县委书记、县长，纪委书记、政法书记，公检法等部门主要负责人，10来个主要决策者都是外地调过来的，他们很多都是城市人。他们也希望能够跟大城市近一点，所以这种愿望造成了有的时候县里的领导跟老百姓的想法不一样，这是很自然的。我当过两任县委书记，我很清楚。

　　中国新闻周刊：这与一些配套制度上的设计是否有关？

　　仇保兴：一些发达国家的城镇为什么没有大拆大建，因为地方政府的税收只有一个，就是财产税能双向调节。政府不能多收，多收了这个地方的房产就会贬值。但是政府也不能少收，少收政府就维持不下去了，这就自动约束了其投资冲动。

　　我国地方不是这个税收体制，土地出让金收得越多它可以支出越多，就不可实现双向调节，可以“寅吃卯粮”。国外的“寅吃卯粮”的机制是不可能存在的。

　　(7月3日下午，仇保兴在龙门山镇考察时，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龙门山镇党委书记刘廷凯说：是不是有房地产商找过你？)

　　中国新闻周刊：在土地规模紧张的大背景下，很多基层政府要求异地重建的种种作为，就有了合乎情理的解释。

　　仇保兴：我们现在看到的现象是：基层政府希望一步到位，高标准来建设新城镇新农村。问题是，“一步到位”是违背了灾后重建目标的阶段性，包括忽视了环境和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推进城镇化、推进工业化、推进新农村建设，我认为这些都没有错，但是不能本末倒置。无论是城镇化还是工业化、还是新农村都是一个长期的工作方向，不能靠灾后重建规划来作为主导力量。

　　中国新闻周刊：基层政府的一些作为，是否也有政绩的需要？

　　仇保兴：我刚才在讲话里，将之概括为“注重短期内重筑重建形象”。强调农民住宅和村庄异地集中安置，忽视了农业农村的产业特点。这个问题是相当严重的，我们有一些基层干部，不要说灾后重建，平常也都喜欢把农房和村庄合并在一起，按照城市的模式来指导农村的建设，这是一个非常忌讳的，特别是灾区。

　　农业和工业是不一样的，农村和城市有差别。农民的生活、生产、生态这三者的空间是同一块地，是不能分离的，所以居住点附近就是耕地，耕地的附近就是生态用地，这对农民是最方便，农业本身就是循环经济，这三者是不能分的。现在的扩建是什么呢？大合并、大转移、大疏散，对农业发展很不利。你想想，农民外出打工要到乡公所去盖章，原来跑5公里，现在乡撤并了，要跑30公里，买一袋化肥、农药，要远好几倍，怎么叫服务灾区？所以我就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由于时间紧张，仇保兴在四川短短的一天行程，只来得及考察彭州市的3个受灾乡镇。其中的两个，为彭州市上报的异地重建地区[龙门山镇和白鹿镇]。考察之后，仇保兴当场表态，这两个镇均无必要异地重建。

　　从彭州赶往成都双流机场的路上，面对记者“您断了地方政府的财路”这样的玩笑，仇保兴笑笑不语。)

　　重塑本地风格正是时机

　　村庄集中、风格单一，等于断了人家可持续发展的路

　　(经过龙门山镇一处断路的风景区时，仇保兴突然指着路边的一座西式风格的、百分百玻璃幕墙的建筑说：这真是大煞风景。)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意思，是说这座建筑与当地风格不协调？

　　仇保兴：当然。谈到重建后建筑风格是否协调，我总结了4种情况。第一种，外地的风格再加一律化设计，这是最糟糕的一种。有了外地的支援，把江苏的风格建筑、广东的风格建到汶川，现在汶川由广东对口支援，如果是一律化的建筑设计，原有的历史风貌就破坏了。

　　第二种，外地的风格再加多样化。这也很糟糕。我们的风景区里面最差的地方，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玻璃幕墙。

　　第三种，本地风格加一律化。比如说陕西某些集中建造村庄风格就比较一律化，显得死板。

　　第四种，最好是本地的风格，又是多样化的。

　　所以，每一位对口支援城市的设计师和规划师都要为灾民着想，是不是尊重当地的传统文化？是不是给他们留下了可持续发展的资源？

　　我们羌族的建筑，包括木结构房屋，都是人民群众在地震常发地带和地震抗争、和谐相处的智慧结晶，这种创造性是当地群众这么多年来实践积累下来。所以，在人民群众中间集聚着无限的重建能动性。

　　(7月3日上午，彭州市市长韩轶在高速公路彭州界迎接仇保兴。一个是忙得不可开交的灾后重建的基层政府第一责任人，一个是当天就要返回北京的高官，两人就抓紧时间在开往龙门山镇的越野车里谈起了工作。韩轶汇报说，彭州市充分尊重对口支援单位的意见，请他们按照自己的风格设计施工——这恰是仇保兴总结的“第二种现象”。为此，仇保兴将四种风格的利弊对韩轶加以剖析，并具体建议说：应制定一个本地建筑的风格标准，在这个标准指导之下，发挥对口支援单位和每个产权人的积极性。

　　在四川逗留的一天时间内，仇保兴几乎每到一处，都要谈起这四种风格，都要谈起回良玉副总理在主政安徽期间，对保护黄山建筑风格的功绩：

　　1.黄山市所有的徽派建筑一律保留。

　　2.所有的新建建筑须是徽派风格的。

　　3.凡是与徽派建筑不相符的建筑应逐步进行改造。

　　“3句话，讲得很明白，用10年时间，把黄山建设成一个独特的保有本地风貌的历史化名城。所以，给黄山人留下了巨大的建筑文化宝库。”仇保兴说。

　　在灾后重建规划对口支援工作会议上，仇保兴对坐在台下的四川基层政府代表和对口支援单位代表说：“我们为什么不这么想，为什么我们的对口单位不这样考虑。我再强调一条，这是有没有责任心、有没有事业心、有没有创新精神的一个具体的表现。”)

　　中国新闻周刊：风格的重塑，显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仇保兴：但这次地震也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没有按照第四种标准执行，除了文化上的缺失，还有哪些问题会浮现？

　　仇保兴：事实上，在这些山区，在最近的三五年，大量的农民已经创造了“农家乐”这一发展的好路子。这些农家乐坚持了生产、生态和生活空间的三统一，坚持了与城市完全不同的田园风光，坚持了山区经济、高效农业与生态旅游相结合，坚持了当地独特的风俗和当地独特的建筑风格、风俗民情、地形地貌三方的协同，走出了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村庄集中、风格单一，等于断了人家可持续发展的路。 (杨中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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