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云南省政府邀请100名群众代表举行了4场诤言座谈会，听取他们对行政问责以及服务承诺制、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制等四项制度实施的意见和建议。然而记者却发现，尽管与会者发言踊跃，但要么反映的是本单位的问题，比如单位建房、夜市扰民、旅行社拖欠导游工资等，要么泛泛而谈不知所云，个人情绪较多。就四项制度的实施，说赞扬话的人多，提问题和建议的人少，致使这个本来群众和官员平等交流、为政府提诤言的座谈会，开成了一个只反映具体问题的会议。(《中国青年报》7月15日)

　　民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参政冷漠”？记者认为，信息不畅以及公民教育缺失，使得中国的底层民众参政无力。这两方面的原因当然很重要，比如国家审计署刚刚公布的审计报告，就因为模糊指出存在问题、笼统批评“一些部门”，而引起公众舆论的严厉指责，以这样的语焉不详，如何能够增加公众进行监督的参与性？

　　此外，公民教育与社会现实的严重脱节，当然也是民众公民意识落后的原因。但具体到此次诤言会，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诤言会开成了“上访会”，并不能得出民众不愿意参政甚至缺乏民主素质的结论。群众代表之所以占用宝贵的会议资源“泛泛而谈”，或只反映本单位建房、拖欠工资等问题，大致有以下一些原因。

　　其一，群众的生活总是具体的，他们不会完全按照官员们的精心设计，在不同的会议上说不同的话。谁能说“单位建房、夜市扰民、旅行社拖欠导游工资”这些问题，不涉及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在他们的生活中，这些细碎的、点滴的事件最是关情。而且，哪一件具体的事情后面没有“滥用职权、违法行政、态度冷漠、作风粗暴”等这些政府通病？

　　其二，我不知道云南省这个“诤言座谈会”的群众代表是如何产生的，但从记者罗列的这些问题来看，应该有相当比例的底层群众，这样的比例对于一向缺乏话语通道的群众而言，当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也正因为缺乏话语通道，这些群众才会把困扰自己生活的难题拿到这样的会上。他们没有去“务虚”，是因为对他们而言，有比务虚更重要的话题。

　　其三，民主是人民当家做主，人人都有表达意见的权利，在表达中进行利益的博弈，因此，民主又是一种利益博弈的机制。既然是一种机制，当然不能一蹴而就，指望通过几场“诤言座谈会”就收获全功，显然又犯了急躁的毛病。更何况，中国的事情往往讲究讲话的场合，让群众代表在大庭广众之间和官员平等交流，恐怕还需要很长时间的“广场政治”的训练。

　　社会学者孙立平不久前撰文提出，改革的更实质问题也许不在于渐进还是激进，而是有无公众对改革的参与，公众的参与能不能影响甚至决定改革的进程。改革的情形如此，民主也与此相类，民主的更实质问题同样是有无公众参与的问题，以及如何扩大公众参与的问题。政府广开言路，既然是以扩大民主来监督官员、推动善治，那么，大可不必寄希望于几次座谈会。

　　民众参政的意识需要不断的培养，民众参政的技巧需要实际政治生活的操练，民众参政的热情，则需要通过不断扩大民主、尊重人的基本权利来激发。民众的民主参政只能一步一步来，四次诤言座谈会达不到“广开言路’的目标，那就五次、六次，民众的参政冷漠，只能以不停息的扩大民主来进行疗治。没有坦途，也没有捷径。(胡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