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地震后，唐家山堰塞湖的惊心动魄，让人至今“谈湖色变”。所以，当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巧借“堰塞湖”而把民意堵塞喻为“言塞湖”，要求领导干部要充分尊重并畅通民意，这个词旋即风行开来——不仅在于它形意的巧妙，更在于，人们感受到了权力部门对民意的敬畏。

　　这种敬畏，其实在近期政府的不少举动中，已经有所体现。比如阜阳仿“白宫”的那座区政府大楼，有了“区委书记被终止市人大代表资格”的下文；又如日前曝出“最牛别墅群”的河南某地干部集资自建住宅，一周内也传来了当地政府的处理反馈；而成都拍卖刚刚落成的新行政中心,将所得用于灾后重建，被舆论称为“顺应民意的积极之举”……这桩桩件件，虽然有回应水平的差别，有公众满意度的高低，但相较于过去一些政府官员对待舆论质疑时的“充耳不闻”、“久拖不决”，如此主动回应民意，确是可喜的进步。

　　及时回应，诚心解决，这确是排险“言塞湖”的实招，但是否还有更加主动的良策？

　　“言塞湖”与堰塞湖毕竟有本质区别——后者因天灾所致，事先不可控，爆破拆除、抢修泄流槽，几乎成为唯一手段。而“言塞湖”则带有明显的人为烙印，倘落到了靠非常手段来化解舆情危机，从根本上说，也就是“亡羊补牢”、“危机公关”，前期工作中的某些“失职”、“失误”、“失范”，不能掩盖。

　　试看：阜阳“白宫”早在立项与建设阶段，就有举报信出现，但直到建成多年，举报人蹊跷死亡，才由中央媒体掀开盖子；“最牛别墅群”也是网友把别墅照片在全国范围内大“晒”，舆论重压让当地政府难以负荷才有所为；成都新行政中心的处境不太一样，但若非大地震，投资12亿元打造的这个形似芙蓉花开的行政中心，是否仍会在成都人的争议声中“美丽绽放”？

　　民意之水在前期不是没有表达、没有渗透，又何以直到发生“意外”、“漫”至全国，才乍现转机？

　　事实上，“言塞湖”的“诞生”，往往是民意早期受到冷落，才演变成中期的“民议”、后期的“民怨”。一项事涉群众利益的项目立项，或是公共事务的管理，若决策者缺乏站在群众利益角度考虑的视角；方案论证中，不能充分听取群众意见，预见负面风险；面对百姓的质疑与反对，又往往敷衍塞责……民意在每一道环节上的被冷落与搁置，就会导致舆情能量的聚集。

　　对“言塞湖”的防范，我们本有多项制度。无论是传统的“群众路线”、信访民调、舆论监督，还是近年来的听证制度、政务信息公开制度；无论是十七大报告中强调的“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还是胡锦涛总书记身体力行倡导各级领导“上网听民意、集民智”……都足可令“言塞湖”丧失形成基因。重要的是，这些确保民意通达的渠道，不能因为各种原因被淤塞失修，或沦为摆设。

　　第一时间，民情能不能获得足够的体察，民意能不能得到充分的尊重，民权可不可以有充分的保护，这需要执政能力，更需要执政理念。

　　彻底阻截“言塞湖”，当从“清淤”始。(吴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