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隔离审查的高官王益，其身份是国家开发银行前副行长、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再往前追溯，则是中央顾问委员会办公厅秘书。除了这些“正式”的身份之外，他还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十余首歌曲及大型交响组曲《神州颂》的作曲家。(《财经》7月21日)

　　读过经济学博士、又在中国证监会担任过副主席的王益，到北京大学客串一下经济学教授，似乎也没什么太多妨碍。不过，从一个不识五线谱、只能依靠电脑编曲软件作曲的“乐盲”，到中国音乐界的“奇葩”；从只能哼唱一些简单的旋律，到一颗乐坛上冉冉升起的卫星，其间的曲折实在是意味深长。

　　一名高官颇有些风雅的业余爱好，不仅登上了国内最高级别的北京音乐厅，而且远引高蹈到音乐圣地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展示中国交响合唱领域的最高成就”。其丢人现眼的高级别、大范围，实在让人大开眼界。那么，是什么让一个“乐盲”披上了“音乐家”的新衣？

　　一者，权力以及由此产生的权力幻象。根据媒体的报道，王益显然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王益早年曾在中央顾问委员会办公厅工作七年，其间长期担任国家领导人的秘书。在中国证监会担任副主席4年，更是位高权重；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也是一个重要角色，多年来在官场积累了深厚的人脉。

　　因为这种“深厚的人脉”，无论是做中国经济界的副部级高官，还是担任北大的经济学教授，或者是成为著名音乐家，王益都是以一种“天纵英明”的姿态横空出世。至于在作曲上，他“凭借常人罕有的自信大胆创作”，不过是其一贯行事风格的延续罢了，根本上源于王益特殊的权力和权力背景产生的幻象。

　　再者，帮闲以及由此产生的帮闲文化。吾国向来不缺乏这样的帮闲，帮闲和帮忙，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差不多的，都是一个“帮”字，也即缺乏主体人格的依附。有体力者以体力依附，有智力者以智力依附，其间并无高下之分，能做什么做什么。

　　在王益成为音乐家的路途上，我们惊讶地发现，在青藏高原旅游时，他“嘴边开始随意地哼出了一个旋律”，而身边的朋友们就“听了都觉得好”，更巧的是，这群朋友中间，恰好就有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团长、著名作曲家关峡。关峡当时就鼓励王益：“你要能把这个曲子写出来，我就帮你在音乐会上演奏出来。”

　　具有知人之明的关峡果然重然诺，得到应和的王益也在短短两三年，就写出了《香格里拉》、《梦丽江》等多首歌曲，并由毛阿敏、韩红、戴玉强、谭晶等著名歌手演唱。而2006年由中国国家交响乐团首演的“大型主旋律交响乐”《神州颂》，终于把他的“音乐生涯”推向巅峰。关峡评价这颗新星：他的艺术感觉好极了！

　　据说，《神州颂》演出场次之多、耗资之巨，创出了中国交响乐史上的纪录。在文化界众多人士的吹捧中，只有“文化馆级水平”的《神州颂》，也被音乐界权威人士赋予“交响乐中国化和交响乐大众化的一个范例”、“中国的《安魂曲》”。

　　王益的突然折戟，断送了一名年轻高官的大好前程，这是殊为可叹的事情。更为可叹的是，同时也断送了其作为“作曲家”的历程。据媒体报道，王益出事以后，自己当然顾不上什么作曲的劳什子了，而那些专家朋友，似乎也都远引高蹈，演出计划搁浅，出版计划搁浅，帮闲终于帮到主子翻了船。风紧，扯乎。(胡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