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们对很多有执法权的部门，采取“不给经费给政策”的做法，鼓励部门利用各自的优势创收。政策的设计者在主观上虽然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减轻财政负担，同时提高部门执法的积极性，但实际上却陷入了“有钱就乱执法”，“没钱就不执法”，“为了罚款而包庇、纵容违法”的怪圈

　　“53个中央部门存在问题资金近300亿”———8月27日下午，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作工作报告时作了如是披露。刘家义在报告时，共对20个部门、单位点了名，在报告的每个部分，都揭示了审计发现的案件数量、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情况，还披露了个别情节恶劣、性质严重的重大案件。

　　“问题资金”的金额如此之大，涉及的中央部门如此之多，从这一事实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两个结论：其一，是在率先掀起审计风暴的原审计长李金华卸任后，中国的审计工作跳出了人去政息的历史窠臼，延续了敢于直面问题，敢于碰硬的优良传统，这是令人欣慰的；其二是权力利益化，利益部门化趋势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还更加严重了。

　　从审计报告中看，问题资金的“问题”，主要可以概括为两类：一类是挪用，比如数以亿计的救灾资金被挪用来发工资、盖楼，甚至炒股、炒楼；再一类就是乱收费，乱罚款，比如“33个县的教育乱收费达5110万元”，这些钱中的很大一部分，最后也变成了部门工作人员的工资或福利。而在所有这些问题中，我们都不难看到这样一条清晰的轨迹：国家赋予部门的权力，已经成了某些部门的私有物，他们不是用这些权力来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而是用来攫取本部门的狭隘利益。

　　权力利益化，利益部门化现象，意味着这些部门已经开始蜕变成了特殊利益集团。由于他们不仅掌握着政策的执行权，在很大程度上甚至还掌握着政策的制定权，因此，一旦他们开始利用手中的国家权力牟取小团体的私利，就很难被有效制止，而无论任何初衷良好的政策，在实际执行过程当中，都不免会扭曲变形。长此以往，社会矛盾必然会日趋尖锐，社会和谐也就不能不受到影响。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在我看来，原因主要有两条：

　　一是政策失误。长期以来，在功利主义思维的影响下，我们对很多有执法权的部门，采取“不给经费给政策”的做法，鼓励部门利用各自的优势创收。政策的设计者在主观上虽然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减轻财政负担，同时提高部门执法的积极性，但实际上却陷入了“有钱就乱执法”，“没钱就不执法”，“为了罚款而包庇、纵容违法”的怪圈，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在这一过程中日益膨胀，工资、福利等待遇逐渐上升，财政支出日益庞大，尾大不掉，成为维护部门利益的强大力量；

　　二是监督和惩治机制的缺位。倘若一个自然人利用暴力抢劫他人财物，将面临着《刑法》的惩处。但倘若一个权力部门，利用手中的公权力挪用巨额公款，或对他人实施数额可能更大的掠夺性质的乱收费，又有什么法律来惩罚它呢？这些年来，监督机制缺位但问题一再被人提起，实行更加严格的问责制的呼声也日渐高涨，但相关的法律和规定却一直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没有突破性的进展。

　　当然，对权力最有效的制约还应该来自社会公众，这就需要存在一个强大、理性的公民社会，然而在目前，这还是一个遥远的期待，因为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和成熟还需要时间，人们暂时还只能把主要的希望寄托在中央强有力的监督上面。

　　揭露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审计署把问题摊在阳光下，让我们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希望，相信这些问题不会“没有下文”，但如果要从长远和根本上解决权力部门化的问题，还是要靠制度建设，我们要通过制度建设来制约权力、监督权力，为权力划出清晰的“界限”，使权力只能为社会公众服务而不能为小团体的私利服务。(郭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