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打破干部终身制的大背景下，“谁来监督退休高官”，的确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王亚忱案的发生，又给这一问题增添了紧迫性。不过，在笔者看来，退休高官的监督问题，不乏特殊性和规律性，应予高度重视，认真对待，但却不宜简单地就事论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从本质上讲，权力异化、缺乏监督或监督虚置、违法成本低，是各类官员腐败的共同根源。退休官员腐败往往来源于现任官员腐败。因此，规范现任官员的权力，消除权力腐败空间，才是釜底抽薪之策。

　　严格规范监督现任官员权力：压缩退休高官“权力磁场”的前提

　　就王亚忱案而言，严格规范和监督现任官员权力，需要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权力行使尚存巨大的寻租空间，权力规范行使的程序和监督机制虚无或虚置，滥权、乱权甚至违法行使权力现象比较普遍。已经退休多年的“王书记”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他人送入监狱，可以“指鹿为马”将他人企业据为己有。王亚忱案涉及诸多政府部门，一些政府工作人员竟然仅因为“王书记让这么办”就违规为其办理了一些手续。

　　那么，为什么这些违法行为都能够顺利实施，没有被社会公众和监督部门及时发现呢？显然，这与政府权力行使的暗箱操作、缺乏透明度、监督缺位有着极密切的关系。既然权力不能在阳光下运行，那么必然藏污纳垢，违法行为不易被发现、被惩处，给官官相护提供了有利土壤。在王亚忱案中，除了其几个子女因为触犯刑律而受到惩处，我们还没有看到哪个部门的哪个工作人员，因为滥用权力而受到惩处的报道。权力违法而得不到惩罚，甚至还可以从违法中得利，无异于支持和怂恿这种行动。

　　当然，谈到现权寻租，我们也不能不提及王亚忱在位时的权力监督问题。据报道，王亚忱退而不休，在阜新一言九鼎，和他在阜新为官多年、人脉深厚密不可分，也和他儿女身居要位有直接关系。王亚忱在阜新市做了多个机关的“一把手”，亲手培植和提拔了不少的“自己人”，特别是把自己的子女放到关键部门的关键位置上。为什么当初王亚忱能够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插“自己人”，随心所欲地布局自己的家庭势力，首先与现行监督制度面对高官时的“软骨症”不无关系。

　　二是地方高官特别是“一把手”，在缺乏有效监督的同时，毫无限制地在一地长期任职，有利于其安插“亲信”，营造人脉关系，助长了其飞扬跋扈、说一不二的气焰，给本来就薄弱的监督带来更大难度。事实上，王亚忱的子女身居阜新市政法部门要职的便利，恰恰成就了与其父的利益共同体，也为王家徇私枉法、打击报复提供了条件。

　　三是我国对官员权力的监督还缺乏一套釜底抽薪的制度，这就是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因为没有这一制度，所以我们无法掌握官员财产的来源及其增减，致使腐败官员通过权力寻租获得的财产无法被及时发现并制止，必然助长权力寻租之风。而在法治健全的国家，这方面的制度是非常完备的。比如在美国，1965年颁布的《政府官员及雇员道德操行准则》，对各类高级官员及其配偶、子女的财产申报作了规定。1978年国会又颁布了《政府行为道德法》，规定在联邦政府各系统内建立个人财产申报制度，并对政府官员离职后的从业行为作出了详细规定。1989年，政府对该法进行了修订，颁布了《政府道德改革法》，将官员离职后从业行为受限的范围，扩大到国会议员和国会高级官员，对行政部门官员离职后行为的限制条款也作了修改，还规定中下级官员也要申报个人及亲属的财产。这就使官员的不当利益无处遁形，使官员不敢贪、不能贪。而反观我国，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却是“千呼万唤不出来”，使我国反腐败工作受困于无兜底制度，也使个别贪官敛财肆无忌惮。

　　总之，高官退休后，“人走茶不凉”，主要是我们还没有把现任官员的权力行使规范好、监督好，在许多方面还存在真空。将现权腐败压到最低限度，才能最有效地压缩退休高官的“权力磁场”。

　　治本之策：完善退休官员从业限制制度，充分消解“权力磁场”

　　不可否认，规范官员权力行使，增强其抗干扰能力，是防止退休高官利用“权力余威”，谋取不当或非法利益的重要环境因素。换句话说，如果现任官员都能够严格依法办事，拒绝私情，违法必究，就会在退休高官与现任官员之间构筑一条隔离带，有效减少退休高官腐败。但这多少带有理想化的成分。因此，防止退休高官腐败，不仅要从现任官员处着手，而且还要切实约束退休官员的腐败欲望。最佳方式就是建立健全退休官员从业限制制度，让不同级别的高官在退休后受到与其权力范围相适应的从业限制，以充分消解“权力磁场”。

　　在这一点上，《公务员法》已有相关规定。但仔细研究后就会发现，《公务员法》第102条的规定有着非常明显的缺陷和不足，不仅由于对象范围不明，无法规范像王亚忱这样的“一把手”退休高官，也因为执法主体的弱势而无法将这一规定真正落到实处。《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3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2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后有违反前款规定行为的，由其原所在机关的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该人员从业期间的违法所得，责令接收单位将该人员予以清退，并根据情节轻重，对接收单位处以被处罚人员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显然，法律条款并没有专门针对地方“一把手”官员进行从业限制，现有法规很难适用于类似王亚忱的大批退休高官。因为对这些官员来说，我们很难判断某些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是否“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相关规定必然形同虚设。而法律在规定从业限制监督主体的时候，更没有考虑到纠正退休官员违法从业工作的艰巨性。让“原所在机关的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即让人事管理部门责令改正，这似乎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从性质上说，这已不是官员任用不当问题，而是直接涉及到社会公平能否实现的严重违法问题，必须由政府监察机构甚至是法律监督机关来具体执法。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现行法律的缺陷，给王亚忱之流的退休高官腐败留下了可乘之机。因此，当务之急是进一步完善退休官员从业限制制度，扩大从业限制的范围，合理确定执法监督主体，从而避免类似腐败案件的再次发生。

　　(作者李克杰为山东政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