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协研讨城乡一体化改革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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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日，全国政协礼堂会场，全国政协专题协商会正在进行。

　　专题协商会，是人民政协履行政治协商职能的重要创新。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就国家和地方的重要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进行协商，是协商民主的重要原则。

　　今年的议题，锁定“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

　　为开好此次专题协商会，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以及4位副主席带队深入地方调研，政协有关委员会、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等单位也在调研的基础上产生了各自的观点。广泛的参与性使协商会变成“群言堂”，统筹城乡发展，重点问题在哪里？关键环节是什么？本报记者走进协商会场，为您直播精彩建言。

　　几千元难创业，新创业投入创业资本需10万元以上

　　统筹城乡发展，还得靠发展

　　新闻背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城乡发展水平的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却明显拉大了；农业处于相对薄弱环节的地位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多年来出现了农村的劳动力、土地、资金三大要素都大量流失的困难局面。

　　马培华(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没有经济统筹作为基础，仅靠上层建筑和公共管理层面的统筹，不可能实现农村经济与现代经济的接轨，也不能扭转和消除多年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已不再像上世纪80年代那样几百元或几千元就可创业，根据目前浙江民间创业的调查，新创业往往需要投入创业资本达10万元以上，而欠发达地区农民收入低，需要金融支持。由于我国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的滞后，同时农村创业因土地、房产的非交易性的限制，农民创业很难得到金融支持。

　　李国璋(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常委)：目前城乡金融二元对立的现象突出，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滞后，农村金融资源稀缺，不能满足农村发展的需求，已经成为制约统筹城乡发展的突出问题。表现在：国有商业银行基本上退出了农村；农发行业务范围十分有限；邮政储蓄是只存不贷的“抽水机”；农村信用社成为农村金融供给的主体，运行存在诸多困难，不能满足农村金融需求；农业保险体系严重缺失；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缺乏必要的政策引导与监管。

　　李德水(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统计局原局长)：30年的实践证明，我国现行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非常成功、完全正确。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对农村和全国的稳定都有着重大意义。我们必须坚持这个大政策不动摇。但在我国南方、中西部以及其他丘陵山区地带，人均耕地较少，土地承包时又要肥瘦搭配，一家三五亩地都被分割成七八个甚至更多地块，阻碍了农业生产现代化的推进。这种分散经营的生产方式，难以推广使用先进科学技术，也无法与大市场全面对接，又得不到现代金融的良好服务。

　　土地、户籍管理、农村金融、行政管理等体制待突破

　　消除二元体制，法制是瓶颈

　　新闻背景：新世纪新阶段，统筹城乡发展成效显著，全面取消农业税就是标志。同时，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历史和社会原因所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和体制，依然是制约“三农”问题解决的根本障碍。消除城乡二元体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以城带乡、城乡协调发展，是长期战略任务。

　　刘江(全国政协常委，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与城乡二元体制相对应的相关法律和政策，已成为制约城乡一体化的瓶颈。主要包括土地政策和制度、户籍管理制度和法律体系、农村金融体制、行政管理体制。比如，农村土地承包权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面临法律和政策上的束缚，制约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和农地效益提高。比如，由于城乡二元户籍分割，进城务工农民总体上仍无法融入当地社会，享受不到同城同待遇，全国一盘棋的社保动态管理体系无法建立。再比如，行政管理体制明显不适应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政府部门职能缺少协调，服务“三农”功能较弱。

　　厉以宁(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统筹城乡发展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改革城乡二元体制。这是中国下一轮改革发展的重点，也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探索，首先是从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开始的，打破城乡分割分治的二元体制，形成城乡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也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李卓彬(全国政协常委，致公党中央专职副主席)：建立城乡一体的就业机制，消除二元城乡差距，需要把城乡劳动力资源开发利用作为一个整体，通盘考虑，统筹安排。把产业发展、结构调整与城乡就业结合起来，做到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相一致、相协调，把扩大城镇劳动力就业同失地农民就业、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统一实施、统一考核。实行城乡统一的就业扶持政策。

　　乡镇文化站76%需新建改建，行政村84.1%没有文化室

　　公共服务体系，投入须加强

　　新闻背景：近年来农村公共服务事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也还存在一些普遍性问题。在城乡二元体制下，我国财政体制基本是城市财政，对农村公共服务的投入一直较少。加上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尚不健全，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数量有限，质量不高，难以满足农民要求。

　　邵鸿(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专职副主席)：作为农村文化活动的主要阵地和服务载体，当前县级图书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大都建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设施陈旧，设备落后。据统计，全国农村76%的乡镇文化站需要新建改建，84.1%的行政村未建文化室。即使是农村文化建设较好的省份，乡镇文化设施落后的现象也很突出，很多乡文化站处于“有站无舍”的状态。

　　张庆成(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对农村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尚不清晰，为“三农”服务的职能有所缺失。农村公共服务与农民意愿相脱节。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很积极，但农民反应冷淡，常常不愿意配合。要重点解决农村公共服务领域中的一些突出问题。国家应鼓励各地根据本地实际来健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制定健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专项规划，分别轻重缓急、循序渐进地加以推进。现阶段农村公共服务应在加快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的同时，着重解决农民生存保障、健康保障、尊严和能力保障等迫切需要解决的基本公共服务问题。

　　程天权(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作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村义务教育受财力、物力、人力不足的制约，教育硬件条件长期得不到改善，校舍面积严重不达标，教学设施落后，教师队伍不稳定，农村基层教育供给能力严重不足。对此，应统筹教育经费投入，重点加强对农村乡镇教育的经费投入。

　　“即使像浙江这样的省份，虽然其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23年保持全国第一的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也没有根本扭转。”

　　——刘江

　　“统筹城乡搞得比较好的地方，原因之一在于转移的农民多了，创业的农民多了，仅温州一个地区就有400万私企老板，而重庆有400万的打工农民，由此就可看出差距。”

　　——厉以宁

　　“劳动就业统筹既是民生问题，也是发展问题，归根到底是优化困难群众的生存发展环境的问题。”

　　——李卓彬

　　“我国目前约有农民工2亿人，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比例达76.4%，而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农村劳动力受过职业培训的比例都在70%以上。”

　　——程天权 (作者 柳晓森　张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