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公众聚焦刑法第七次修改，对出台“反腐新因素”寄予厚望，要求对参与受贿的“非身份犯”，从刑法上科学界定。从参与讨论的人数、所提意见等来看，公众对刑法如何惩处官员身边人参与腐败、官员退休后利用影响腐败的情况，非常警觉和重视。

　　利用公权力谋私，不是我国特有，但我国当下所处的社会转型阶段，因为各方面的建设还不完善，公权力谋私情况颇为严重。刑法对有关人员利用公权力腐败的惩治条文，一直在完善和周密化；但个别掌握公权力的人员，也在变换花样，瞒天过海。其中，常有身边人、关系密切人利用官员手中的公权力，影响当事人行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另外，对官员贪污受贿，大力惩治后，却滋生出更多隐晦、曲折的捞钱手法来。

　　这说明，在不断修改刑法增加惩治力度的同时，不能忘记那些规制公权力廉洁运行的其他制度。这第七次修改，也理应注意到这一问题。

　　司法人性化和轻刑化，是法治建设的必然趋势，也是现代法律的人文精神所在。在讨论完善刑法时，我们理应想到，每一个官员犯事后，都臭名远扬，但他们多数曾是工作上的积极分子，表现出色，他们本身是罪恶欲念的受害者。贪官被惩处时，他们的家人，也承受着巨大的人伦伤痛。事后惩治变坏的贪官，当然不如事前防范官员犯法来得好。

　　但是，通过加大刑罚力度，试图吓退退休官员的贪欲，或者对贪官的身边人起到警戒作用，这事实上是事后惩治。每一个走向审判台的犯罪嫌疑人，都表示过痛苦、后悔的感情，难道，法律惩罚他们的同时，不应该更多地考虑，如何使权力能更清白地运行这一问题吗？

　　只有透明，才能做到公正。只有清白运行的权力，才能造福于民。我国要求公权力公正、公平、透明运行的法律制度不断颁布，各种规则基本完善，但相关法律却没有完全得到有效实施。因此，权力腐败案件没有减少的迹象，权力被官员身边人、被“影子官员”不断使用和私有化。在讨论刑法修改的过程中，公众把“非身份犯”参与腐败这一问题摆上了台面。其实，在花大力气加大惩治规则的同时，更应该让公权力的行使信息扩大化、正常化、制度化，透明和规范官员的选拔，尤其是一把手的选拔，让公权力公开透明地行使。

　　在立法和司法人性化的今天，减少惩罚措施，增加公权力公开、透明规则，并真正全面实施，是反腐败的当务之急。只有“阳光”才能真正消除“影子腐败”。(黄泽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