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能不能走向法治，要看公民能不能守法，更重要的是看政府是否守法。”杭州市委常委、余杭区委书记朱金坤日前对记者说。

　　在此前不久，余杭向外界公布了该区2007年度的“法治指数”：71.6分。这也是我国内地的第一个“法治指数”。

　　许多人并不了解法治指数，但在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中，它是国家无形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联合国主持的发展项目中，它被认为是国家政治稳定的主要参数。朱金坤认为，一个地区法治水平的量化指标，可以衡量当地法治建设状况，也可以理解为群众的法治满意度。

　　余杭位于杭嘉湖平原中心地带，北、西、东三面与杭州市区接壤，区名得自杭州市区以西的余杭镇。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就发生于此，并因此使余杭声名远扬。

　　2005年，提出建设“法治余杭”中的余杭区，邀请了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林、浙江大学副校长胡建淼、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院长郑成良等10位国内法学界专家齐聚余杭，对“法治余杭”建设建言献策，并受聘建设法治余杭专家委员会委员。

　　专家们认为，“法治余杭”建设是一项长远的动态目标，有必要设计出一套合理化、具体化、数字化的评估体系，来衡量和评价余杭区的法治建设进程。专家们提出运用“量化考核评估体系”，用一个数字来反映余杭的法治水平。

　　随后，余杭区委托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牵头，联合国内知名法学家进行法治余杭评估体系的研究，开始启动余杭“法治指数”的试验。

　　目前，“法治指数”在内地还没有参照性、可比性。据了解，余杭的法治指数来自四个方面，由政府机构中直接参与法律工作的成员组成的内部组占17.5%；非政府机关的教授、企业家、记者等组成的外部组占17.5%；江平、李步云、石泰峰、李林、郑成良、王公义、张志铭等16位国内法学界一流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占30%；余杭区内的百姓满意度占35%。

　　其中，百姓满意度调查共发出问卷1003份，内容包括对党风廉政建设的满意度，对政府行政工作的认同度，对司法工作的满意度，对权利救济的满意度，百姓的社会法治意识以及对市场秩序规范性、监督工作、民主政治参与、安全感的满意度。

　　据介绍，评估组选择了不同职业、年龄、文化程度的被调查者进行调查，调查范围涉及调查区域内的党、政、军、工、农、学、商等单位，以及火车站、汽车站、广场、公园、街头巷尾、店铺摊吧、闹市乡镇及被调查者家中等，调查方式包括实地调查、电话访问和网上调查等，最终获取法治指数。

　　“指数比较客观，在调查过程中区政府没有直接参与，他们只是提供了我们需要的帮助。”课题组组长、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钱弘道说，内部组、外部组及民意调查组均由课题组按行业和职业比例随意抽样，内部组成员不代表其所在部门，仅代表个人，因此具有“很强的客观性”。

　　“余杭法治指数的出台，在全国是新鲜事物，很有意义。”著名民法学家江平教授在宣布余杭法治指数时说，通过一个指数，科学地反映了余杭的法治水平，进而对不足之处加以改进和完善，它是政府的一个奋斗目标。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林说，法治指数是政府量化法治的一种新尝试，是对一个地区法治水平的评价，可以给公众直观感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意，为我国地方法治建设提供了参照标准。

　　世界银行2006年出版的《国家的财富在哪里》在分析国家资本财富问题时，将法治指数作为国家无形资产余额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出：一个中等收入的国家，其无形资产平均有36%取决于教育水平，57%取决于法治程度。

　　“法治指数的出台是余杭法治建设进程中的一个‘加油站’。”朱金坤说，余杭的法治建设状况从此有了一个“参照物”，公布法治指数，目的就是发现不足，出发点在改进、提升，更好地维护群众权益。

　　事实上，量化考核评估体系是对政府的考核，让政府直面问题。有专家认为，“法治指数”既可促使政府推进法治建设，同时也给了市民一个表达意见的途径，可以培养民众的权利意识。(董碧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