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19日，云南孟连因橡胶纠纷引发的大规模警民冲突事件让许多官员“心惊肉跳”，以至于该事件成为日前云南省委举办的“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专题研讨班”的主题，警醒官员们“政权在手，未必人心在握”(据9月l7J《中国青年报》)。

　　尽管孟连“7·19”事件过去已快两个月，当地胶农与橡胶公司之间的纠纷已得到妥善处理，政府相关责任人受到了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但胶农们为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付出了“看得见的”血的代价，而地方政府则在整个事件中付出了“看不见的”公信力的代价，其中的无奈与痛楚，足以令一个正在建设中的法治社会汗颜。纵观整个事件，其中固然有胶农、官员情绪激动、行为方式的选择错误以及相关利益调整机制失灵的原因，但政府在整个事件中的表现包括种种越位、错位和失位的做法，更为关键，也更值得反思。

　　先说越位。孟连“7·19”事件的直接起因，表面看是警民冲突，实质是胶农与橡胶公司之间长期存在的利益纠纷。在市场经济社会中，这种纠纷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现代法治也并不缺乏解决此类“人民内部矛盾”的途径和方式。但孟连当地政府却仍固守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全能”的“神话”，从橡胶公司改制到胶农与橡胶公司之间利益分割乃至相关纠纷的处理，不仅大包大揽，还“一手遮天”，不仅无视胶农们的正当利益诉求，相反还违反国家法律规定的条件、程序和权限，动辄使用警力，对胶农利益进行无端压制。正是政府这种超越法治的做法，把原本简单的民事纠纷转化为胶农与政府之间的复杂矛盾，使得原本为人民服务的“警察”也越位站在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

　　再说错位。政府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和社会公共秩序的维护者。在市场经济社会，各种纠纷和矛盾在所难免，政府也有义务和责任对社会矛盾进行调处，但前提是必须“一碗水端平”，保持地位中立，并依法行政，不得逾越法律的界限。可是，在孟连“7·19”事件中，当胶农与橡胶公司发生利益争执时，当地政府不管市场环境如何变化，没有考虑胶农的所思所想和在橡胶生产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作风粗暴，对胶农们的利益诉求长期置若罔闻。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据学者分析，当地政府个别官员与橡胶公司打得火热，在纠纷面前不能保持中立，一味给企业“保驾护航”。政府这种“一边倒”的倾向，明显存在角色“错位”问题，不仅损害了胶农的利益，助长了橡胶公司“仗势欺人”的气焰，加剧了二者之间的矛盾，更稀释了胶农们对政府的信赖。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胶农们采取暴力维护自身权益也是一种无助情况下的无奈选择。

　　最后说失位。在法律上，政府与民众之间是一种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府负有保护公民人身、财产权的法定职责。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孟连“7·19”事件中，当胶农们利益受到损害向有关部门反映时，政府部门长时间不予处理，漠视他们的利益诉求;当胶农们与橡胶公司的利益纠纷越来越激烈时，当地政府缺乏及时、有效的群体性纠纷预警和调处机制，或者即使有这样的机制也处于失效或无法正常运转的状态，没能把矛盾和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当胶农们与橡胶公司的矛盾激化后，当地政府没有依法有效做好说服、化解工作，调查真相，说明情况，释疑解惑，亮明态度，导致问题更趋复杂化。可以说，当地政府的这些做法，是典型的行政不作为或行政乱作为的“失位”表现，表面上看损害的是胶农们的利益，从长远来看，受损最大的当属作为政府生命线的公信力。

　　由此，孟连“7·19”事件带给我们的启示是，虽然大刀阔斧的政府体制改革已进行了许多年，但转变政府观念和职能，建设服务型和法治型政府依然任重道远。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观念是行动的先导，即便有健全的制度和法律，如果政府不能从根本上转变观念和职能，切实依法行政，那么，任何制度和法律都有可能变成“花瓶”。(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