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农村改革再出发。刚刚闭幕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农村改革发展作出新的战略部署。新华社评论员文章认为，这必将推动农村改革发展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谱写新的篇章。

　　再出发之际，95岁的资深农村问题专家、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杜润生先生的忧虑，时时萦绕在耳畔。据此前《南方人物周刊》报道，杜老90岁之后念念不忘几件事——第一个是怎样组织好农村人口的转移；第二个是农民缺乏自己的代言人。10月10日，杜老获得第四届中国发展百人奖(农村)终身成就奖，他在发表获奖感言时再次言称：“我们党代表人民的共同利益，而农民还有自己的特殊要求，需要有自己的代言人。”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官员、学者、记者、文艺工作者等，都在为农民说话，但相比8亿农民这个群体之庞大，替农民说话的人还是少了点，尤其是这些话是否都能说得准、说得对、说到老百姓心坎上又另当别论。

　　城乡二元格局是城乡之间的深沟隔膜：媒体直接针对农村的新闻产品与节目少得可怜；城市屡屡画个圈子将农村土地“规划”到开发商的手里，而动辄几十亿元的高架桥与农村修不起几万块钱的乡村路之间形成强烈反差；教育医疗资源配置以城市为中心，人口比例与经费投入似乎构成反比；从农村运到城市的米和菜保持着较低价格，但从城市运到农村的生产资料价格却持续攀升……总而言之，农民的话语权与利益博弈能力，是极其匮乏的。

　　在这种隔膜下，生活在城市里的精英即便拿出悲天悯农的情怀，却常常显得力不从心。我也出自农家，并在西北农村有过支教经历，深知这种隔膜“装”是装不出来的——原本不多的“农村片”，有多少编剧除了一句又一句地用“俺”，再加上几个爱贪小便宜的狡黠笑料，再也找不到农村片的符号来？有多少掌握话语权的所谓精英，除了跟着高喊“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便再也说不出一句如何去改变农民穷苦命运的实质性建议？又有多少伪“农村问题专家”是根本就不到农村去的？

　　前两天看电视上有法律专家说，当前农村法律服务很匮乏，尤其是针对邻里吵架、宅基地纠纷之类的法律服务——不由得悲哀，这种停留在二三十年前对中国农村的认知，是不少法律专家对所谓农村法律需求的书斋想象？早有实证调查研究发现，绝大多数农村法律援助案件是因交通肇事、产品责任等引发的侵权诉讼，而不是什么妯娌吵架！精英们的刻板认识，显然需要以新的农村调查来修正。

　　表面看来，除了有人代言，农民可以通过自己提意见、信访等解决话语权问题。奥运期间，笔者曾在东北农村休假，看到一个经典案例。当地一个村借林权改革，擅自将数十亩属于村集体所有的山林以6400元之低的价格卖给了一个城里老板，干部挨家挨户给每个农民分15元。村民怀疑干部搞私下交易出卖大家利益，一个个肺都气炸了却又无能为力——需要有人挑头维权，而挑头的人会得罪村干部，被穿小鞋却争不回来多少权益。投诉无门，镇里、县里去过几次，这种“小事情”难入官老爷法眼。折腾了两个月，不满情绪仍然积压在村子里。据新闻报道，这类事情在各地并不鲜见，以至最终酿成恶性事件。

　　可见，农民话语权的获取和表达是很有问题的，城市精英的代言与乡村百姓的需求往往很难对接。也难怪有人忧虑：宅基地流转会不会被地方官搞成“房子骗土地”的政绩工程？“农民自愿进行”的“自愿”二字会不会成为一个幌子？

　　要解决这些后顾之忧，正是有赖于“农民代言人”的完善：一是倡导更多人为“三农”说话；二是倡导精英们踏实研究调查，能够说对话；三是政府积极拓宽利益表达渠道，让农民能说上话；四是加强农民组织的扶持，让大家抱团说话。中国8亿农民，我们不能过于理想地奢望每一个农民都能在政府决策的大会上高声说话，但我们必须致力于构建一个上下互通的利益表达渠道，形成自说、他说、大家说这样一个最充分的话语空间。释放农民话语权，其实就是在解放农业生产力。(毕诗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