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下来的人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逾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北川县进修学校校长徐正富，在心理志愿者给帐篷学校教师做心理疏导的材料上，将纳兰性德的《长相思》印上去，“这首词几乎就是为北川人写的。”

　　悲伤之外，失眠、焦虑、易怒，这些心理学教材上的地震后遗症，也开始不同程度地显现。

　　“你经历过地震，就会明白我为什么睡不着了。这就像吃感冒药后打瞌睡一样，是一种自然反应。”赵川如此描述失眠对自己的困扰。徐正富，这位“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连家都没有了”的人，则承认自己“总是发无名火，急起来甚至不把领导放在眼里”。

　　根据震后一直在北川灾区蹲点研究的，中科院心理所心理援助站史占彪博士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数据，北川擂鼓镇和曲山镇1600多名城乡居民群体中，56.7%的人丧亲，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发病率达到14.7%，抑郁症发病率10.2%。徐正富估计，这两个数字在公务员群体中要更高。而抑郁症，正是北川县政府关于董玉飞事件的《情况说明》中披露的、可能的死亡原因之一。

　　县政府搬到安昌后，北川公务员过起群体生活。董玉飞任职十多年的县农业局，在一条小巷里租用一幢200多平米的房间，安排40人办公和居住。近在咫尺，“连夫妻生活都没法过，”董的一位前同事抱怨说。

　　“地震把整个北川的系统给打乱了，”徐正富总结说。从5月12日到现在，忙碌的赵川只探望过一次住在关内堰塞湖之上的父母。那次还是自己到家附近出差调研，将父母从家中叫到大街上才得以见面。

　　在北川的公务员群体及其家属搬到仅有2万人口的安昌镇，物价水涨船高，房租平均升幅达到4倍以上，“买衣服比北京的西单还贵”。《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很多官员的外套都是朋友捐赠的。

　　另一方面，北川公务员的工资却很低，董玉飞这个级别的干部，工资1381元。其他灾区公务员都能领津贴，在北川却一直没有发下来，包括赵川在内，北川很多公务员的一个现实困境是，买房时欠下的近10万元的银行贷款。

　　对于每天直接面对灾民的基层干部而言，灾情统计、发放补助、维护治安，以及板房建设带来的占地、拆房、迁坟等问题，其中任何一个都足以让人焦头烂额，而因为自己是公务员，根据规定，不能领取救济物资和救济款，这让本来工资就不高的他们觉得自己“还不如灾民”。擂鼓镇镇长袁家贵说，在擂鼓镇，他的很多部下要求调走或辞职。

　　或许是看到了潜在的问题，北川县政府曾在8、9月份实行强制轮休，实际上又无法执行。在董玉飞去世后的10月10日，北川县委下发《关于调整作息时间的通知》，宣布实行正常双休日。

　　8月1日，赵川在成都参加会议，从与会的高校心理学教授那里知道，无论是唐山大地震、伊朗大地震或是印度洋海啸，半年后都是一个自杀高发期。教授们提到的自杀的“蝴蝶效应”让他印象深刻。

　　谈及董玉飞之死对北川官员的心理产生的影响，赵川说，这让很多心情稍稍平静的人，又回想起伤心往事。他希望这不会是死亡之蝶在挥动翅膀。 ★

　　(感谢中新社记者肖青对采访提供帮助，文中“赵川”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