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屏蔽信息或选择性地公开信息，似乎成了公权力在特定情势下，处理信息的第一反应。然而，这样的行为，不但会给公众造成信息迷乱，而且可能让民意在追寻真相的过程中，对公权力产生信任危机———而这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

　　最近，我们总是被一些事情的真相，折磨得身心俱疲。公众要想在第一时间触摸真相，仍然不轻松。比如，温州鹿城区委书记杨湘洪出国考察未归的新闻，日前又有新动态。奔赴巴黎进行劝归工作的三人小组返回温州，但杨湘洪并未同时归来。随后，温州市委下达严格的封口令，所以现在杨湘洪是选择继续逗留，还是回国，仍是迷雾重重。(11月2日《成都商报》)

　　封口之举让人费解，“不能说的秘密”只能引来公众更多的猜测。官方权威信息不主动公开，不仅无法将“负面影响”降至最低限度，恰恰还为各种版本未经证实的小道消息的流布，创造了得天独厚的外部环境。流言滋长，谣言飞舞，只会对政府公信力造成更大更深的伤害。

　　然而，温州式的“信息屏蔽”，绝非个案。公众都要花费很高的代价对抗谣言，甄别信息真伪，最终社会要支付高昂成本为其埋单。例子很多，比如早期的非典就是个典型案例，而新的素材也在不断地涌现中。

　　比如，三鹿奶粉事件和广元蛆柑事件，当地都有瞒报行为，最终都酿成一起波及全国的危机事件；当三聚氰胺混进饲料、鸡蛋之后，农业部先是解释是极个别的企业行为，又说或将出台限量值标准，但接着又辟谣说媒体的“农业部回应问题鸡蛋的新闻”不属实———这番说辞搞得公众更加迷茫。

　　同样，在一些公共案件的信息处理上，也往往云山雾罩。在哈尔滨警察打死人案上，视频的剪辑、信息选择性公开；前几天的江西上饶陈振翊案，陈振翊所住楼层的摄像头被警方拆离；日前的深圳高官猥亵11岁女童案，酒楼摄像头也“不翼而飞”了……所有这些，都让我们看到主动屏蔽信息或选择性地公开信息，似乎成了公权力在特定情势下，处理信息的第一反应。

　　这样的行为，不但会给公众造成信息迷乱，而且可能让民意在追寻真相的过程中，对公权力产生信任危机———而这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从食品安全问题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不信任感的弥漫，对这些产业的杀伤力。奶粉、牛奶、柑橘、鸡蛋等产业已遭受巨创，若信息还不能主动完全地公开，还不能得到公众的普遍信任，则随着恐慌的继续蔓延，受累的产业链条还会延展。这样的惨烈局面，或许就是民众之知情权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以自己的脚投出的抗议票、反对票。

　　回到杨湘洪事件上，我们会发现政府机关对民意触觉是多么的麻木。从现有的证据看，杨湘洪的出走并不是临时起意。在他出走前后，其家人一度表现得很“忙碌”，而且，杨湘洪可能被调查的风声，坊间已流传半年。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杨还是带队出游了，并托病留在了法国。老百姓都能发现问题，为何没有得到体制内监督者的高度重视？

　　可以说，假若一些地方政府还是继续漠视公众知情权，不肯俯身倾听民意，不肯虚心接受公众监督，那么滞外不归的绝不会止于杨湘洪。而且从以上那些事例我们也看出，只有发扬公民社会政府必须充分尊重公众知情权的执政理性，及时披露相关信息，才能修复政府公信力。(李晓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