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际性的公文，申请书必须用法语书写，而且要求很严。当时，只有国际政治学院外语系的讲师雷良锦参与了翻译工作。细心的博萨指出了这份申请书中存在的词语和语法上的错误，他主动带着工作人员和雷良锦一字一句地重新翻译，最终正式成文。

　　1984年9月，第53届国际刑警组织年会即将在卢森堡召开。8月，公安部派出了精兵强将奔赴国际刑警组织做工作。博萨也说，美国和台湾当局强烈反对大会讨论中国加入该组织的申请。台湾要求保留其在组织内的全部权利，而部分执行委员对解决台湾会籍问题感到为难。博萨希望中国加强工作力度。

　　时间紧迫。大家回国后，有关部门马不停蹄地向我驻102个国际刑警组织的成员国的使馆发电，让使馆做所在国家的工作，最后，有91个国家明确表示支持。对此，公安部决定，派代表团参加国际刑警组织第53届全体大会。

　　1984年9月初，代表团到达巴黎后，再次强调中国的原则立场，并表示在中国被正式接纳为成员国之前，将不出席会议。

　　复杂的国际斗争硝烟弥漫。美国提出，国际刑警组织应该寻求办法让台湾留在该组织内。

　　代表团成员、国际政治学院外语系讲师(现为教授)雷良锦回忆说：“原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非常友好。当时多亏了南斯拉夫，帮助我们打听各国代表团的驻地。那个时候我国刚改革开放，很穷。我们只是从国内带了些民族特色的小礼品送人。没钱请客，就一个一个旅馆地去拜会各执委会成员国和其他友好国的代表团，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国内带来的礼品不够，刘文副团长就带着我们到跳蚤市场去买便宜的礼品。”

　　中国的申请曾被拒绝

　　1984年9月，卢森堡。

　　“我国代表团希望和台湾代表团见见面，可他们只要一看见中国代表团就远远地避开了，从不打照面。”雷良锦说，“不过我们知道他们一直在背后做动作，希望成员国不要投我们的票。”

　　1984年9月4日下午，国际刑警组织大会讨论我国入会申请。由于没有参加会议，代表团一行焦灼地在大使馆里等消息。

　　消息来了———没被接纳。大伙傻眼了。

　　刘文马上请南斯拉夫代表团来使馆了解情况并磋商对策，一直谈到深夜。为了表示感谢，刘文就请他们到当地最好的一家中餐馆吃饭。没想到刚到那里，大家远远看见台湾代表团一群人出来。听饭店的老板说，台湾代表团在这里庆祝中国没有被接纳入会。面对着丰盛的饭菜，刘文难以下咽。回来后，中南两方就接着起草向大会的声明稿，然后再译成法文、英文。一直到凌晨，大家才休息。

　　第二天清晨，代表团请使馆同志找来当天卢森堡的报纸，出乎意料的是，发现报纸上并没说大会讨论表决中国申请入会的事，只是发了个“中国加入国际刑警组织问题十分棘手”的消息。事情似乎有了转机。

　　正当大家在房间里议论的时候，9时30分，电话响了———是斯里兰卡刑侦局长跑到会场楼道里打来的电话，说中国入会申请刚刚通过。怎么会突然有了这么大的转机呢？刘文和大家心里都有疑问。直到10年之后，中国才得知，是计票出了错，第二天重新投票。

　　接到这个电话不到10分钟，欢欣鼓舞的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西装革履地出发了。到了会场，台湾代表团在发表了“抗议”声明后全体退出会场，原“中华民国”的牌子被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一片掌声之中，中国代表团在原副秘书长肯德尔的引领下进入大会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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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与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国的合作

　　1、1988年，我国首次成功押解潜逃国外的犯罪嫌疑人回国。这一年，福建省外贸总公司驻多哥公司经理胡正光、副经理杨苑琛携300多万美元潜逃，在当地藏匿。经国际刑警中国中心局与多哥警方联系，取得支持，9月，以中国中心局名义派出民警赴多哥缉捕押解二人。

　　多哥警方非常配合，按我国的逮捕令将胡、杨二人缉捕羁押并协助联络从法国转机事宜。多哥还派警官协助我方将二人顺利押解回到中国。这为我国与尚无引渡条约的国家警方合作，成功实现变通引渡、追捕押解在逃人员回国，提供了经验。之后，国际缉捕引渡重要在逃人员逐步成为国际刑警中国中心局的重要任务，且连年增多。特别在近几年，平均每年发出红色通缉令40多份，抓捕押解外逃犯罪嫌疑人20多人。

　　2、1995年10月4日至10日，国际刑警组织第64届大会在北京举行。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到会致辞。有130多个成员国的警察同行参加。会议通过了18项决议，讨论了有组织犯罪、金融经济犯罪及国际刑警组织的现代化建设和地区合作等一系列问题，圆满完成了预定的会议内容。 (记者石丽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