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医改争议最多的地方，发生在基本药物制度上。卫生部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基本药物制度争议激烈，前者认为基本药物行政部门定点生产、直接配送，统一定价，并“强制”医疗机构使用，后者认为医保机构与药品供方谈判出一个合理的基本药物价格，再配之约束性强的医保支付手段。(11月5日《21世纪经济报道》)

　　有争议并不是坏事，特别是在新医改方案上，两大关键部门——卫生部与人保部之间展开的交锋，实际上亦是在为医改的最终走向寻找一个合理的路径。如果能在短时间内，通过争议解决基本药物制度的大方向问题，那么无疑这当是新医改方案的一大幸事。

　　但于两大部门为争议展开激辩之时，我们却不能不担心这样一个问题，即倘若两大部门各执一辞，各不相让的话，那么会出现怎样一个结果呢？是不是从2006年拖延至今的新医改方案又要由于两大部门的争执而被拖得更加旷日持久吗？倘若我们以最坏的可能性进行猜测的话，那么显然，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由于两大部门的争执，引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使两大部门的争执能在短时间里结束，那么是否会有新的部门再引发新一轮的争执呢？考虑到新医改方案的制订，共涉及到十几个部委参加，那么倘若新的争执又起，又要依据怎样的规则去解决并纠正，同时新医改方案是否又要由于部门之间无休止的争执而延后呢？这种可能性依然存在。

　　遥想当初，新医改方案小组成立之际，中央有关部门圈定了十几个部委的专业人士与精英加入到这一机构，其目的旨在通过群策群力来化解新医改方案中面临的诸多难点，但现在看来，当初这个行政善意极有可能是好心帮了倒忙。当新医改方案的制订有越来越多的参与者可以左右方案的走向时，那么是否意味着谁也左右不了新医改方案的走向呢？

　　鉴于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新医改依然拿不出一个合理的方案，笔者以为，有关部门应该迅速摆脱当下新医改方案制订过程中，部门利益纠缠不清，部门之间扯皮不断的思维惯性。因为此时，最需要拿出的或许不是一个最完美的方案，而是一个相对比较合理，能够为大多数人接受的方案。至于方案中的细枝末节问题，完全可以交由具体实践中去纠偏。

　　从这个角度看，新医改需要有快刀斩乱麻的勇气与魄力，惟此，新医改方能形成一个主体清晰的框架。(王毅 作者系媒体从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