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出租车运营管理问题来说,有了重庆事件,各地就应当举一反三去处理类似问题,而不必等到又有了出租车罢驶事件才去积极应对。一个正常的社会,在突发危机出现以后能够温和、理性地解决,是极为必要的。

　　据新华社昨日报道,三亚出租车司机罢运与重庆的主要问题一样:出租车承包金高、黑车多。

　　重庆有关领导认为出租车司机停运是“事出有因”,问题解决得很快。既有重庆解决方案在前,三亚应该可以期待照单处理在后。打击黑车,是基本的市场秩序问题;政府明确表示承包金要降低,如何落实关涉政府信用。这两个问题都直接影响出租车司机的利益。

　　重庆和三亚出租车行业的问题,在国内许多城市普遍存在。从突发事件的处理方式来说,温和的协商会替代强硬的压服,重庆罢运事件的处理,使人们对三亚罢驶事件解决能够抱以一定程度的期待。

　　以出租车行业为例,目前国内相当一些城市都采用了控制总量、公司经营、司机承包的模式。政府部门控制行业规模和营运价格,出售经营许可;出租车公司购买许可,向司机发包;出租车司机向出租车公司交费。在这个链条中,司机承担着很大的经营责任,黑车和不合理的承包费直接损害其利益,一旦地方政府打击黑车不力和公司擅自提高承包费,就可能成为矛盾的焦点。重庆和三亚罢运事件,提示有关部门对具有普遍性的出租车管理体制问题,有必要着手进行整体改革。

　　不仅如此,重庆出租车事件的解决方式,可能影响到其他利益损害与利益维护领域。在利益主张与利益协调的良性互动中,随着政治理性和社会理性有望生长,新的社会博弈过程有可能走出强硬对抗的窠臼。

　　然而,问题是否要发展到冲突明显表现的程度才予以解决,这是一个新的问题。在冲突明显表现出来以后,温和地加以解决,这种新的方式需要形成机制,另一个方面是,如果所有的利益冲突都要等到形成突发事件才去解决,那也无非是一种善后而已,温和虽然可资称道,但反应不敏仍是大害。

　　以出租车运营管理问题来说,有了重庆事件,各地就应当举一反三去处理类似问题,而不必等到又有了出租车罢驶事件才去积极应对。一个正常的社会,在突发危机出现以后能够温和、理性地解决,是极为必要的。但同时,正常的社会又理当视出现突发危机为严重情况,努力避免事情走到这个地步。事情不闹大就不能解决,是积累怨气的做法,会诱使突发危机变得经常化。

　　按照信访条例,多人上访需选派5人以下的代表反映情况,但三亚上访司机们始终不愿意选派代表与政府部门谈判,因此双方直至昨日下午4点疏散时止仍未进行接洽。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细节,显然在司机们看来,维权背后的风险仍在。

　　此次事件仍处于理性解决的轨道,出租车司机要求成立出租车司机自己的协会组织维护自身利益。事实上,正是因为代表出租车司机利益的协会缺乏,容易导致其利益主张无法及时和经常地表达,从而累积矛盾,爆发危机。一切自发行为,都会增加失控的风险,而有组织的利益诉求行动,却更容易保证秩序。建立真正的社会中介组织,在利益冲突日渐增加的情势下,已是突出课题。□刘洪波(湖北 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