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昨表示,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发生大规模的裁员和农民工返乡的热潮。但他预计,年底到明年失业率要比现在更高。(相关报道见2版)
我们正身处一个历史性大变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社会格局和利益分配机制正面临着重大的调整,这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部分人群的命运沉浮。如何在这个艰难时节树立起现代政府的公共形象、奠定现代政府明晰而负责的行政伦理,就成为一个无论如何也回避不了的现实命题。政府必须为国民基本福利承担责任,成为危机当头的社会共识。
越是经济不振,民权的保障和民生的托底越显得重要。唯其如此,社会才能避免人心的浮动和基础的不稳,也才能有望依赖民众的共同努力,走出经济低谷重返景气通道。回顾历史,这个理念发端于1929年的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正是在那次大萧条中,美国着手建立了包括养老、医疗保障、住房保障、失业救济等在内的完善的全民社会保障体系,成功实现对公众基本生活及发展的托底。当前,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当然不能和当时的美国相提并论,不过,其中的某些理念,也许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更为重要的是,除了提高企业养老金标准外,政府还需为扩大就业、完善就业环境应对一系列命题。比如,去年媒体为就业促进法(草案)所进行的一项关于就业歧视的调查显示,我国有85.5%的人认为在就业中存在歧视现象,有50.8%的人认为歧视相当严重和较为严重。要帮助尽可能多的社会成员就业,就必须保障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平等就业。对此,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必须并从全社会利益出发,制定出有效的政策规范,维护就业平等,并通过平等竞争来实现公平就业。
与此同时,促进就业不但要全面考虑求职者的利益,同时要兼顾雇主的利益,一方面通过减少税收、落实再就业资金等政策鼓励企业扩大劳动力需求,另一方面也应兼顾雇主对生产效率、雇用质量、社会标准等的要求。这样,鼓励企业吸纳就业的政策才能落到实处,从而提高就业质量和就业稳定性。
总之,政府所面临的挑战,即是如何以制度性的保障来善待那些变革中的“弱势者”。现实来看,中国已经或即将失业的民众,即将面临一系列的生活难题,而公共福利中诸如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就业支持等各种“托底”性的政策能否及时跟进显得尤为重要。政府在4万亿投资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同时,须把就业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不论是招商引资还是结构调整,甚至在日常的城市管理中,都要把吸纳就业考虑进去,统筹兼顾,让就业的增速也快起来。也只有把促进就业作为经济增长的基本取向和动力机制,把扩大就业作为政府的优先目标,才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推动就业率的提升。(毕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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