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话语体系不更新吧，我看也不准确，套话废话空话也是与时俱进的，更新的并不慢，但再怎么更新，无非套话废话空话而已，准确地说，就是鹦鹉的语言，学最新的嘴饶最新的舌

　　11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前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的文章，说官员应修“对外交流课”。文章的主要内容，我在3年前的《新华文摘》就看到过的，那一篇文章说的是吴建民在外交学院开了“交流学”的课程，疾呼“中国急需交流学”。

　　吴建民曾任驻法大使，以他接待国内一些地方赴法访团的经历，见识不少不知所云、令人闷绝的官话，例如招商团上台，先讲春暖花开季节来到美丽的巴黎，巴黎人民有光荣革命传统，好不容易到了正题，又是大量空话废话套话。

　　3年前，当我看到吴建民讲交流学时，我写过文章，说我们应当享受“话语的国民待遇”，交流学不只要用于对外交流，而且要用于国家内部的交流。据我所知，中国的官员固然到了海外显得不知所云，但至少还是温文尔雅的，除了极个别横不愣的，断不至于向洋人吆五喝六，因为“外国人可不像咱们自己人，一定要言之有物、态度诚恳，否则人家才不理你”也是内外交流中的共识。

　　现在，我仍然认为，让国民享受到官员对待外国人说话的那种无差别待遇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我更知道，权力的语言实在是不易改变的。当权力既可以管人又无须让被管的人同意时，吆五喝六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它只会对管不到的人客客气气。当然，在那种情况下，客气是客气了，态度是恭敬了，说话的能力也早已丧失了，于是就把不着边际的话当作诚恳的表达了。

　　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主政上海期间，曾批评某些官员“话语平庸”：“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11月26日《羊城晚报》)这说的是官员与国民的交流了，看来，国家内部的交流实在是让领导也着急。

　　有人说，这是话语体系更新不够的问题，而且似乎礼仪之邦的客套都要负一些责任。我认为这大概还没有找准根。要说话语体系不更新吧，我看也不准确，套话废话空话也是与时俱进的，更新的并不慢，但再怎么更新，无非套话废话空话而已，准确地说，就是鹦鹉的语言，学最新的嘴饶最新的舌。

　　一个社会管理系统会流行鹦鹉的语言，一些官员摇唇鼓舌技巧纯熟但嘴里尽跑空车，这看起来是话语系统的问题，实质上表现了思想的现实。语言是思想的外壳，但对一般人来说，语言其实是思想唯一的呈现形式，你不能想象大家都去画画或作曲。鹦鹉的语言流行，固然不排除懒汉主义的可能，但根子上恐怕还要看话语的积极作为状态是否被限制，思想的奔放涌流倾向是否被压抑。

　　于是，语言的问题，变成了思想解放的问题。思想解放，难道还有哪个官员不是挂在嘴边上的吗？它确实是被挂在嘴边的，但仍然常常只是作为鹦鹉语言的一个词汇挂着而已。谓予不信，请让说这个话的一些官员讲讲到底要解放成什么样子看看，我不知他们能够讲得出什么来，万一能够讲出几条来呢，我又不知有几人不是指望着解放到他那个思想上去。

　　鹦鹉的语言是安全的，而学舌哪怕有些走样，也是寓含着危险的，因为不“原原本本”地学样，就容易使语言或说思想的统摄力有所削弱。思想的受限，乃是语言受限的根本。

　　交流的技巧，可能也是重要的，但对于一个失去了语言能力和语言活力的社会来说，交流的技巧实在是无从谈起。放开思想，就是放开语言，自然也放开了交流。怎么想就怎么说，这一条是允许做到的，再来谈怎样说得更漂亮，鹦鹉的语言，再有技巧，有什么意义呢？(刘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