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来，机会与诱惑几乎同时多了起来。

　　有人把握了机会，有人没有抵制住诱惑。在诱惑面前失守的人，如果是一个权力掌握者，受到损害的可能将是公共利益。

　　当权力不受制约时，贪腐就会大行其道。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30年的反腐败之路，也可被解读为对权力的制约之路。

　　忌讳时代

　　“杀！”

　　一群白发老人握紧拐杖向地上一戳，齐声说道。

　　那一幕，给年轻的法律学者林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是1992年的上海，在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工作的林喆参加了一次内部通风会，通报的内容是当时查处的官员腐败问题，与会的人员，包括上海市的一些老干部。

　　后来调到中央党校的林喆成为著名的反腐问题研究专家，而当年，她对贪腐问题还比较陌生。

　　彼时的中国，计划经济的列车在轰鸣中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双轨制并行期间，各利益集团开始粉墨登场，一批官员的贪污、腐化的问题开始显露。

　　通报的内容，显然超过了老干部们的忍受程度。通报结束后，会场上一片沉寂。

　　一名70多岁的老干部，嘴唇颤抖着说：“战友们，怎么办？怎么办？”所有老同志拿起手中的拐杖往地上一戳，口中蹦出一个字——“杀！”

　　这一幕让林喆非常震惊。“我当时就想，得研究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导致了这些老人如此痛恨的腐败。”

　　在当时，“腐败”一词还不通用，媒体更多地使用“腐化”一词。“生活腐化”成为当时许多落马官员的罪状。

　　在这次通报会后不久，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一名编辑找到林喆，约她写一本关于腐败的“畅销书”，并强调，这本书至少能让高中文化程度的人都能读懂。

　　林喆接下了这个题目。对腐败问题深入研究后，她认为腐败就是指权力腐败。“腐败的根源就在于权力本身具有一种内在的异化机制。任何权力只要不加限制，就必然会走向腐败。”

　　林喆将重点放在对权力的分析上，她很快发现，这不是一本写给高中生的书。

　　一年后，当林喆将题为《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的书稿交给出版社时，最初约稿的编辑诧异了。“腐败与权力有什么关系？腐败就是腐化啊！”出版社拒绝出此书。

　　1992年，仍然是一个忌讳的时代，腐败还不是一个可以公开深入探讨的问题。正如中国的发展之路在摸索中前进一样，林喆的书稿也几经沉浮，旅行了大半个中国，几经退稿。

　　在著书过程中，林喆也对“是否是改革开放引发腐败”做出明确的回答——

　　“不是这样。”

　　最初的腐败

　　就在林喆被白发苍苍的老干部们的愤怒触动的同一年，在意大利，一场政界丑闻震动朝野——一个清洁公司老板不堪政客勒索而举报，深入调查后，人们发现，执政党和在野党都在大肆贪污索贿。

　　贪污腐败已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难道是中国打开国门，才导致贪腐现象流入并蔓延？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出现贪污腐败分子了。”林喆说。

　　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就开始注意到贪腐潜在的威胁。毛泽东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醒人们，“不要被没有拿枪的敌人征服”。

　　1951年，一起贪腐大案震惊全国。当时担任天津地委书记的张子善和前任刘青山，被发现贪污救济粮款、治河款等，总计超过171亿元(旧人民币)。1952年2月，两人被执行枪决。

　　两个月后，新中国即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包括国家机关、企业、社会团体、军队，成为这部条例规范的对象。

　　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是在当年的“三反运动”中被揭露的，“三反”中排在第一的是“反贪污”。按照当年五大行政区统计，有122万余人被发现有贪污腐败等行为。

　　此后，中央政府又集中展开了三次反腐运动。

　　此间的各种运动，虽然有扩大化的倾向，但也说明，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初掌权力的部分人就出现了贪腐的苗头。

　　这一切，都记录在了林喆的书中。

　　不过,一个事实是，新中国成立之初，贪腐的情形并未像后来那样严重，也并未蔓延。对此，林喆援引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的解释，一是因为毛泽东在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政治威望所致；二是因为时不时的政治运动，极大地限制了干部的权力。

　　后者，也可以被看做限制权力的一种极端的办法。

　　就在中国用更极端的办法限制官员权力的同时，1974年，香港成立了廉政公署，正是这个机构使得香港成为全球最为廉洁的城市之一。

　　第一次反腐高潮

　　廉政公署成立5年后，1979年1月，在北京，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正式恢复。多年以后，这个党内机构成为贪腐分子最害怕的单位。

　　与各级纪委陆续恢复的同时，1980年，在“文革”期间停止运作的检察机关开始恢复。中国的检察机关除了具有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外，还同时拥有侦查的权力，检察院也成为反贪腐最前沿的法律机构。

　　这一年2月，26岁的童海保考入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检察院，成为一名书记员。

　　2002年，童海保获选中国十大杰出检察官，这名长期在反腐一线工作的检察官，2003年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后，因为一连串的反腐议案，受到了人们的关注。

　　而在改革开放初期，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院，地位远远不如法院和公安局，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检察院是干什么的。让童海保印象深刻的是，在当涂县，甚至有人拿着木材检查单走进检察院，以为这里是木材检查站。

　　当时贪腐案件比较少。事实上，可被贪污的资源也非常之少。童海保曾经办过一个贪污案，一个小学校长贪污购买作业本的提成费获刑三年，金额是2000元。

　　上世纪80年代初期，贪污1000元即可定罪，现在这个数字是5000元，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贪污30元就已犯罪。

　　社会已经悄无声息地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而对权力的限制和监督的力度并未及时跟上。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由于知青返城找工作、大学生毕业分配、企业的供销人员寻找客户，托关系、走后门一时流行。

　　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情况变得严重起来，倒卖耐用消费品在沿海地区开始猖獗，一些握有权力的政府机构也参与其中。官办企业成为经济领域最活跃的力量。据当时统计，从1986年到1988年，全国猛增了30万家“公司”、“中心”，其中62%以上的企业政企不分、官商不分。特别是一些高干子弟依仗权势和各种关系经商，倒卖各种紧俏商品大获其利。

　　紧跟着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这次腐败高潮，便是反腐力度的加大。

　　1986年1月6日上午到9日下午，8000多名中央机关干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在这个被称为“八千人大会”上，中央号召中央党政机关全体党员干部在端正党风中成为全国的表率。

　　同一时期，全国各地的检察院相继成立了反贪污贿赂局(以下简称反贪局)，侦查范围也更细化为国家工作人员。

　　“成立反贪局后，打击的目标更明确了，我们也配备了测谎仪等更多的侦查工具。”一直在基层检察院工作的童海保说。

　　很多人对反贪局寄予厚望，甚至希望这个机构能像香港的廉政公署一样一举涤扫浊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