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十年浩劫，在全国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总参也和全国一样，冤假错案甚多。林彪、“四人帮”及其在总参的亲信以人划线，把一些来自第一野战军的干部划到彭德怀的线上，来自第二野战军的干部划到邓小平的线上，来自第三野战军的干部划到所谓“二月逆流”的“黑干将”陈毅、谭震林的线上，制造了很多冤假错案。震惊全国的“二月逆流”错案，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遭到不公正的对待，并株连了老帅住地的一些工作人员；“二月兵变”冤案，使贺龙元帅遭到残酷迫害；所谓的“八二五”事件，更是无端地株连到了王尚荣等一大批老同志。罗瑞卿、徐海东、张爱萍、彭绍辉、李达、伍修权、王诤、孙毅等老同志，也先后遭到批斗、抄家、关押、强制劳动等残酷迫害。在“文革”期间，仅总参机关就有1600多人受到审查和批斗。

　　林彪、“四人帮”在总参制造的冤假错案，严重地挫伤了总参广大干部群众的工作积极性，大家的思想普遍处于压抑状态，许多干部的家属子女也受到牵连。冤假错案不平反，广大官兵的积怨不能平息，总参全面建设的步子就迈不开，一切都无从谈起。平反冤假错案成为当务之急。

　　面对众多的沉冤积案，曾经身受其害的邓小平同志心急如焚，呼吁尽快平反。他当面向我们交代：“总参的冤假错案不少，你们要积极主动，抓紧平反。要不等不靠，看准了就干起来。也可能与此有牵连的人会想不通，但等这些人想通了，就什么事都耽误了。”

　　有总参党委第一书记邓小平的明确指示，我们立即组织有关部门，抽调精兵强将，组成落实政策办公室，对每一个“专案”材料开始认真核实鉴别。我们对办案人员说，这项工作关系到干部的政治生命，一定要严肃认真地对待，每一个案件都要证据齐全，每一个事实都要查个水落石出。不能出一点纰漏，不能让一个同志受委屈。

　　桩桩冤假错案令人触目惊心。“文革”开始不久，林彪、江青一伙就编造贺龙搞“二月兵变”的谎言，诬陷贺龙历史上企图“叛变投敌”。康生、叶群亲自策划和批准了贺龙专案组关于对贺龙审查的《工作设想》，要求专案组“不要纯客观主义，要有倾向性”，“防止右倾”等，并搜集新中国成立前敌伪报刊上诬陷贺龙的一些“报道”，当做贺龙的罪证。这伙人还非法关押贺龙的亲友、部属，搞刑讯逼供，然后将矛盾百出的材料进行拼接、剪辑，制造伪证，把罪名强加给贺龙。一代开国元勋贺龙元帅就这样蒙受冤屈，被迫害致死。

　　有的案件实在离奇：总参某部的一个干部不小心将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照片划了一痕，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有位干部的小孩，年仅五六岁，因为喊错了一句口号，即被打成小反革命。类似喊错一句口号、写错一个字而遭受牢狱之灾的事，在那个年代比比皆是。看了这些材料，感到既可气又可悲。总参党委要求办案人员，对类似这样的案件，要坚决平反，彻底平反。对实践证明是诬陷不实的，结论不正确的，不管什么案件，不管什么时间，不管是谁批准的，都一律改正过来，一点尾巴不要留。要给干部以清白，还历史以公道，让干部和他们的家属从沉重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

　　这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未召开，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阻力。有的案件是由红头文件定性的，有的是经过当时的中央领导亲笔批示的，有的是目前还在领导岗位上的某某人拍板的，要把它翻过来，难度不小。小平同志给我们鼓劲说：不要管那么多，先平了再说。在他的支持下，这项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978年12月29日，总参党委经过认真审议，作出了11个平反冤假错案的决定。

　　12月30日，经中央军委批准，总参谋部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余人参加的平反大会，为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同志平反昭雪，落实政策。为体现对蒙冤受屈同志的真挚情感，总参党委决定，把曾经受到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的张爱萍、李达及贺龙元帅的夫人薛明等同志请上主席台。大会由杨勇主持，首先向被迫害致死的老一辈革命家彭德怀、贺龙、徐海东等沉痛默哀，然后由我宣读总参党委平反冤假错案的11个决定，为52名军以上领导干部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薛明代表受迫害的同志发言。她愤怒控诉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全场同志悲愤交加，许多人痛心落泪。会上充满了对林彪、“四人帮”的义愤，对受迫害的老一辈革命家的同情。大会宣布为蒙冤受屈者彻底平反，全场欢声雷动，人心大快，许多人喜极而泣。

　　总参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行动快、力度大，平反数量多、声势大，在全军乃至全国引起了巨大震动，带了好头。会后，军内外的许多单位都到总参学习经验。曾任总后勤部部长、刚复出的洪学智上将给我打来电话，称赞这件事做得好，表示要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但也有一位高层领导疑惑地问我：“你们这样做，是怎么考虑的？会带来什么后果？”我说：“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经过总参党委讨论的，都请示了我们的第一书记邓小平同志。”那位领导回答说：“我明白了！”

　　四

　　1978年10月，北京社会上出现一股错误思潮。锋芒所向，直接指向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这股思潮的煽动性在于，它是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出现的，迎合了一些人的心理，迷惑和蒙蔽了不少人。这股逆流的严重性在于，某些人利用十年动乱遗留的一些社会问题向党发难，制造混乱。发展下去，有可能动摇共产党执政的根基，使共和国的大厦毁于一旦，刚刚启动的四个现代化进程也会中断。而问题的严重性许多人并未意识到。

　　山雨欲来风满楼。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也出现类似的一股汹涌的社会思潮。与此相呼应，各地还出现了一些非法组织和非法活动。

　　以上情况引起了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高度警觉。他对我们说，这种思潮很可怕，很危险，决不能让其自由泛滥。他还给我们布置任务，要求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变化，有情况及时报告给他。按照小平同志的要求，我们派出人员多方搜集情况，及时整理出专题摘报，报送中央。

　　这时的中国正处在大变革的关键时期，各种思潮纷纷亮相，各种势力粉墨登场。中国究竟向哪里去，走什么路？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艰难的抉择和严峻的考验。很明显，既要解放思想，又要坚持马列主义；既要搞活经济，又不能偏离社会主义道路；既要发展，又要稳定。这极大地考验着共产党人的智慧和执政能力。在处理这诸多复杂关系中，最关键的是要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绩和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在纠正毛泽东同志错误的同时，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不能“在泼洗澡水的时候，连同孩子一起倒掉了”。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我们将重蹈前苏联全盘否定斯大林、最后导致苏共瓦解、苏联解体的覆辙。

　　这时，以邓小平、陈云、黄克诚等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邓小平在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后来又说，毛主席“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他主张，要把毛泽东同志所犯的错误和毛泽东思想严格区分开来。陈云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培养了整整一代人，包括我们在内，毛主席的威望是过去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建立起来的。”刚刚平反恢复工作的黄克诚大将也多次说，毛主席的旗帜不能丢，“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1959年庐山会议，黄克诚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遭受迫害达18年之久。然而，他出来工作后没有任何怨言。针对否定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言论，他在中纪委会议上作长篇讲话，后来又发表文章，深刻阐述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绩和确立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极端重要性。他的坦荡胸怀感动了不少人，许多原来挨过整、受过委屈的同志表示要向他学习，以党和国家大局为重。回想起来，老一辈革命家此时的表态，确实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对稳定大局非常重要。苏联共产党就是因为在领袖的评价问题和对社会主义的态度问题上出现混乱，跌了大跟头。而我们党和国家有今天，则得益于一大批胸怀宽广、忠心报国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为制止错误思潮的发展蔓延，邓小平在1979年3月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他要求，每个共产党员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动摇了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他还说，“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

　　邓小平这篇著名的讲话，构成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这是我们党从无数挫折中总结出的宝贵经验，其正确性已经为30年的实践所证明。

　　邓小平敏锐地洞悉形势的发展变化，在风起于青萍之末的时候，果断采取措施，及时开展两个方向的斗争，既反对来自“左”的干扰，又及时制止了从根本上颠覆共和国政权的右的危险倾向。邓小平这次讲话后，形势迅速发生变化，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逐渐销声匿迹。1979年12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宣布禁止在“西单墙”张贴大字报。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决议取消宪法规定的公民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权利的条文。全国人民一心一意奔四化，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初步形成。

　　回顾30年前伟大转折的历史进程，十分庆幸我们有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十分庆幸我们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十分庆幸我们有一个科学的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3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来之不易，我们要倍加珍惜。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任重道远,还需要几代人乃至几十代人的努力奋斗。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与时俱进，奋力开拓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必将迎来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