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改革开放之初‘杀出一条血路’的精神，以‘特’的意识、‘特’的思考和‘特’的举措，敢闯敢试、敢为人先”

　　文/郑诚崔华超

　　8月20日，正值北京奥运期间，第一次到深圳的中山大学学生小李遇到了一点麻烦。长途汽车行驶到一处类似收费站的地方停了下来，所有人都被要求进入检查大厅查验身份证，而小李刚好把身份证忘在了学校。

　　在简单的解释和口头验证后顺利过关的小李长吁一口气，笑道：“过关了！特区毕竟是特区。”这个“关”指的是“二线关”，也就是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启用至今已有20多年。在人们对“特区”概念已有些淡然的今天，它仿佛成为一种提醒。

　　一枝独秀的局面不复存在

　　“回顾下来，1992年前，深圳作为经济特区，我认为主要工作是在突破计划经济体制障碍方面先行先试。具体来讲，比如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土地拍卖制度和金融市场的建立，从生产要素的配置上确立了市场经济框架。”深圳市体制改革办公室郭小洲处长如此总结。

　　郭小洲认为，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后，深圳的改革重心则逐渐转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作为。“国企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最近几年推行的事业单位改革，在全国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深圳是一座因改革而生的城市。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发展的近30年，循序而至的变革一路相伴。可以说，正是一项项突破既有制度的改革，成就了特区之“特”。

　　然而，随着全国全方位开放格局的形成，特区一枝独秀的局面不复存在，深圳三大传统优势似乎都在逐渐弱化：在“天时”上，随着“两税合一”等政策调整，“我有人无”的优惠政策优势已成历史；在“地利”上，随着中国加入WTO、国门打开，特区的窗口功能逐渐弱化；在“人和”上，随着浦东开发、西部开发、振兴东北、滨海新区建立，成都、重庆综合改革试验区，武汉、长株潭试验区等相继成立，有上千万新移民的深圳出现了人才回流和招工难等现象……

　　深圳，今天你还“特”吗？近年来，这样的疑问不断被提出。在互联网上，讨论更是持久广泛，参与者众多。

　　早在2002年底，一篇网络长文《深圳，你被谁抛弃？》在人民网强国论坛首发，顿时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一场关于深圳特区命运的大讨论，讨论从网上延伸到了网下；时隔五年，《特区不特：深圳路在何方？》的长篇思考和诘问，同样在网络上引起一片激辩之声。

　　“实际上，特区该不该特、特在哪、怎么特的疑问，从创办至今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深圳市社会科学院院长乐正接受采访时笑言，深圳人已习以为常了。

　　没有完成的使命

　　乐正认为，任何意义的改革，都意味着利益的调整，而既得利益者往往成为改革的阻力，改革逐渐步入深水区，这种阻力会加大。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也不排除推动改革者认为经济发展更实惠，从而改革意识淡化。

　　另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较短的时间里，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局部出现了“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律化”现象，而这些维护部门利益的法律法规成为今天深化改革的一个个红灯。

　　不容回避的是，一些改革触及政治体制改革领域，显得更为谨慎，“少说多做”更成为今日特区推进改革的首选做法。

　　“我注意到，深圳人包括党政干部和广大市民，多年来改革开放积淀下来的骨子里的改革创新意识，今天非但没有丝毫减少，反而伴随着对发展路径的思考越来越强。”乐正表示。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沈毅接受采访时，对这一判断表示认同。但他同时认为，特区并不是自己闯就能闯出来的，而是需要国家出于特定的政治、经济目的而设定：“什么是特区？我理解主要有三个内涵：特定的区域、特殊的使命、特定的政策，缺一不可。”

　　中央对经济特区的态度始终是明确的。2003年春天，胡锦涛总书记视察深圳时寄语广东：“加快发展，率先发展，协调发展，继续发挥试验田作用。”这既是对经济特区已取得成就的充分肯定，更是对特区今后发展的要求。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25周年之际，温家宝总理在深圳考察时曾明确指出，发展经济特区的决心不变；对经济特区的基本政策不变；经济特区在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不变；经济特区不仅要继续办下去，还要办得更好。

　　今年6月，深圳市委、市政府发布了《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的若干意见》，提出深圳要“继续高扬经济特区这面旗帜，以改革开放之初‘杀出一条血路’的精神，以‘特’的意识、‘特’的思考和‘特’的举措，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勇于冲破制约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体制机制等障碍和束缚，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而不懈奋斗”。

　　“整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既是发展的过程，也是改革开放的过程。只要现代化没有完成，那么经济特区先行先试、作为‘窗口’和‘试验田’的使命就没有完成。”乐正说。

　　继续“特”的突破口

　　7月初，广东省政府常务会议批准《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07-2020)》，将深圳定位为与香港共同发展的国际性城市。同时，广东省委、省政府提出要求，深圳新一轮发展要体现出在粤港澳合作方面的先行、先试、先导作用。

　　“规划提出了一套衡量深港合作程度的指标体系，仅在跨境人流量指标方面，便提出了将由目前的每日42.2万提高到100万。”提到这份修编后已上报中央审批的城市总体规划，多年关注深港合作的乐正感到由衷的兴奋，“成功的改革不仅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技术操作和精心的程序设计。对深圳这样一个举世瞩目的经济特区来讲，下一步改革更应该选择一个好的切入口，选择一个好的操作方式。我认为与香港共同发展的新定位，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着力点。”

　　乐正分析，深港合作的“最高境界”是制度性的合作，而不仅仅是经济性的。“有人或许担心，一国两制会否成为深港合作的障碍？我觉得，两地深化合作的前提恰恰在于‘两制’的差异性和互补性。深港合作不仅仅是两个城市GDP相加那么简单。那边是‘特别行政区’，我们这边是‘经济特区’，两地合作产生聚合反应，形成制度创新，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中山大学金融学教授陆军认为，深港金融合作是确保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同时带动深圳等腹地成为区域金融中心城市的双赢之举。

　　郭小洲认为，深圳接下来的路径是用进一步开放来促进改革——下一步的深港合作正是加大开放的一大契机。深港合作首要在于经济上的互融互补，但同时也必然会带来法律、政务等软环境上的交流和碰撞，在突破制约中国社会和谐、平衡发展的体制障碍上获得经验，从而确立一个与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相匹配的政治、社会、文化体制，以应对日益严峻的产业升级和社会转型压力。

　　在“体制突围”方面，深圳已提出要研究借鉴香港、新加坡的经验；拟用5年时间建立起全新的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包括重新界定设置政府职能，整合调整政府机构；创新政府运行机制和模式，完善决策执行监督的运行机制，大力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彻底理顺市、区、街道事权，逐步将区和街道全部变成政府的派出机构，实现一级政府三级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