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承包的合法化，让我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了！”小岗村村民严德友高兴地对笔者说。11月14日上午9时，安徽首个土地流转交易中心在凤阳县成立。严德友通过设在村部的交易中心终端领到200亩土地租赁证。

　　小岗村，这个30年前率先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在波澜壮阔的中国农村改革进程中，再次站立改革发展的潮头。

　　“乡亲们只要能吃饱肚子，就是杀掉我的头也甘心”

　　在小岗村东头“大包干纪念馆”内，笔者见到了严德友的父亲、“大包干”带头人之一的严俊昌。这个30年前带头分田的小岗生产队长，眼下的身份是这个纪念馆的名誉馆长。

　　“那年月，家家户户靠吃糠咽菜度日，一年到头吃不上顿饱饭。我们当时想，乡亲们只要能吃饱肚子，就是杀掉我的头也甘心。”这位30年前的风云人物，如今已是67岁的银发老人。

　　1978年前，小岗村有115人，550多亩耕地，是凤阳县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

　　“村人均耕地超出安徽省的平均值，如果我们都挨饿，其他地方的人怎么活命呢？我不信这个邪！这么厚的土还养活不了这些人！”“生死契约”的起草者、原小岗生产队副队长严宏昌说。

　　凭着这份“杀头也甘心”的执着信念和“不信邪”的过人胆识，1978年11月24日晚，队长严俊昌、副队长严宏昌带领其他16户农民在有可能给他们带来灭顶之灾的契约书上按下了“红手印”，约定“分田到户”，搞起了“大包干”，从而拉开了波澜壮阔的中国农村改革大幕。

　　第二年，小岗村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粮食总产量达到13.3万斤，是“文革”期间年均产量的4倍；人均收入400元，达到1978年的18倍。

　　“搞‘大包干’时，真是把脑袋别在裤带上。虽然县里持保护的态度，但这样干总归跟上面精神不相符，邻省农村甚至在地里竖起大牌子，坚决反对我们。”严俊昌说,“一个人要想干点事、干成事，必须有不怕丢脑袋的胆识和魄力。那时，我们如果稍微想多一点，‘大包干’就搞不成了。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干事情总是思前想后，一会怕干错了，一会又怕担责任，这样什么事也干不成。”

　　“改革，最需要的是敢破敢立、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面对笔者，小岗村书记沈浩侃侃而谈。沈浩是安徽省财政厅下派干部，2007年挂职期满后，小岗人像当年“大包干”一样以按“红手印”的方式留下他。“不敢想、不敢闯，就永远无所作为、永远落后于时代！”

　　“我们老百姓处在社会生活的最前沿，是最直接的实践者。田怎么种、种什么？我们老百姓最清楚。”“大包干”带头人之一、小岗村委会副主任关友江说，“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取决于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对人的束缚越少，人的权利就越大，人的积极性就越高，创造力就越强。”

　　今年9月30日，胡锦涛总书记考察小岗村时，在关友江家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如今，这个农家小院成了小岗村新的旅游景点，前来参观、采访的游人和记者络绎不绝。

　　一年越过温饱线，20多年没进富裕门

　　“大包干”推行后，小岗人一两年内全都过上了温饱无忧的生活。然而，小岗人一年越过温饱线，20年过去了，却没有迈进富裕门。这让小岗人困惑不已。

　　“当时村里只有一条机耕路通往外界，老百姓一年忙到头收入还不到2000元，村委会负着债，连欢迎我的墨汁、纸张都是借钱买的。”谈起2004年初到小岗时的情景，沈浩颇感失望。

　　今年60岁的严宏昌，是“大包干”时代村里惟一上过高中，并有在外经商经历的人。“我们不是不想富，而是不知道怎样做才能富！”回首30年致富创业的经历，严宏昌仍感叹不已。

　　1983年，严宏昌到浙江省考察，“那里家家办企业，老百姓富得流油”。他认识到，靠种地只能填饱肚子、混个温饱，要真正富裕起来，不搞工业不行。1984年，严宏昌筹资5万元办起小岗村第一个企业：塑料加工厂。“6个月时间，我就赚了好几万，成了名副其实的‘万元户’。”谈起往日创举，严宏昌脸上写满自豪。时隔不久，有人找严宏昌谈话，批评他走资本主义道路，塑料厂被迫关闭。然而，认为无工不富的严宏昌，又在1993年成立了小岗村农业实业总公司，但企业刚走上正轨，又有人找他谈话说：“上面都没有企业，村里办什么企业。”压力之下，严宏昌第二年把企业上交了。2001年，严宏昌劝回在南方打工的大儿子严余山，在村里办起了防伪瓶盖厂。企业红火了不到半年，又因种种原因被关了。“为什么村办企业道路行不通，说到底，还是小农意识和仇富心理在作怪！”严宏昌感慨地说。

　　“思路决定出路。”面对与小岗村同时代的华西村、大寨村、南街村的飞速发展，小岗人开始反思。

　　“大包干”带头人之一的严金昌，是第一个尝到解放思想“甜头”的人，眼下他是小岗村现代养殖场的管理者。2004年，这位带头实行分田单干的农民，又把自己当年冒着风险分到家的田地租给上海一家养殖公司建养殖基地。“工资、租金，再加上年终分红，一年少说也有两万多元的收入，这可比种地划算得多。”

　　在小岗村西头，一座占地200亩的葡萄种植园特别惹眼。“园主”是严俊昌的四儿子严德友，他是小岗村第一个吃土地流转“螃蟹”的人。2001年，他与20多个村民签订了一份契约，以每年一亩地500元的租金，租赁了80亩地种葡萄，走上了靠现代农业发家致富的道路。“每亩葡萄的收入是种粮的10倍。这在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美事！”采访中，严德友告诉笔者，“土地集中经营，不仅有利于农业结构调整优化，而且能够大大降低农业市场成本，加快农业产业化的步伐。”

　　笑脸迎客，如沐春风

　　“小岗村就像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变化不断‘变脸’。”凤阳县博士县长范迪军告诉笔者，“小岗人先后经历过3次‘变脸’。”

　　第一次在1979年，小岗人由苦脸变笑脸。

　　“那时分给各家一年的粮食，只够吃三四个月，没有粮吃，连槐树芽、榆树叶都成了我们的‘美味’。村里除了两位‘公家’人没讨过饭，其他人都有讨过饭的历史。”谈及30多年前的情景，关友江目光低垂，眼泪在眼圈里直打转。“有一次在寿县讨饭，遇到大雪天，无法行走，躲在牛棚里，又冻又饿，差点死了。”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种田的积极性。1979年起，小岗人不仅结束了20多年吃救济粮的历史，而且向国家上交粮食3200多公斤。“多少年没有吃过一顿饱饭，第一次粮食多得吃不完！小岗人天天像过年。”关友江满脸自豪地说。

　　严俊昌真正的笑容是在1993年，“‘大包干’虽然好，但一开始总有人说三道四，我心里也直犯嘀咕，生怕上边来个什么政策给否掉。”1993年，国家修改宪法，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写进了宪法。“这时候，我的心里才算踏实下来。”

　　然而，这样踏实的笑容没有维持多久，严俊昌的脸上又布满了愁容:“别人都过上了小康生活，我们还停留在‘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低标准上。”让严俊昌脸生愁容的是一组数据：2002年，山西大寨村经济总收入突破1个亿，农民人均收入达到4000元；河南南街村更是创造年产值14个亿的奇迹；而到2003年，小岗村人均收入只有2100元，经济总量只占华西村的4%。

　　“基础基本相同，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小岗村明天的发展之路在哪里呢？

　　在几经外出参观调研之后，小岗人认识到，生产要发展，还是要在土地上做文章。他们从调整产业结构入手，大力发展现代农业。2004年，小岗村与滁州通力集团、江苏长江润发集团等4家公司共同投资830万元，组建了小岗村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建成一个占地80亩的葡萄种植示范园。同年，小岗村与上海大龙畜禽养殖有限公司通过“公司+农户”的形式，建成了占地214亩的“大明贡猪”养殖基地。2006年，小岗村通过出台优惠政策，吸引了苗娟、王中华等一批大学生到村里创业。仅一年多时间，小岗村就建成一个占地300多亩的双孢菇大棚种植基地。这种农、工、商、贸一体化建设格局，推动了小岗村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

　　如今，小岗村人均年纯收入、城乡一体化指标、村民幸福指数等10余项新农村建设均居安徽省前列，人人笑颜常驻。小岗村先后获得“全国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安徽省十强村”、“安徽省科技示范村”、“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等数十项殊荣。

　　在小岗村村头，笔者看到，“凤阳县小岗村”牌楼在朝阳的照耀下分外醒目。村头占地十多亩的农民文化广场颇具气势，新建的村委会办公楼、档案馆、社区医疗服务中心青砖黛瓦白墙，徽味十足。牌楼的下方，一条长达数公里的“友谊大道”穿村而过。大道两旁，是一栋栋排列整齐的两层小楼，一排排错落有致的蔬菜大棚，一座座造型别致的农家餐馆，来来往往的村民热情地打着招呼，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整个村落俨然一幅和谐新农村画卷。

　　不管过去如何变脸，小岗村，这个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已经吃透了中央的精神，抓住了发展的机遇，如今正是笑脸迎客，如沐春风。

　　发展档案

　　-1978年，小岗村有115人；1993年，小岗村与大严村合并，村民数上升到400多人；2008年3月1日，小岗村与严岗、石马村合并，村名仍为小岗村，村民数上升到4000多人。

　　-1978年，小岗村耕地556亩；2007年，小岗村耕地1800亩；2008年，小岗村耕地达8700余亩。

　　-1978年，小岗村人均年收入22元；1990年，人均年收入630元；2007年，人均年收入7000元。

　　-1978年，小岗村村民住的全都是茅草房；1994年，村民严宏昌家盖起第一栋楼房；2008年9月，原小岗村村民全都住上了两层以上楼房。

　　-1985年，村民严宏昌有了小岗村第一辆自行车；1995年，村民宫业成拥有小岗村第一辆摩托车；2005年，村民严德友拥有小岗村第一辆私家车，帕萨特；2007年，小岗村村民拥有私家车达12辆。(司加林 张军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