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实践”

　　郑春雷是个异数。他在给发改委的投书里署了名，是公认的积极分子，却放弃了最重要的“散步”环节。他用“极端事件”形容后者，明确表示“不支持”，并贯彻到底。

　　在“散步”发生前的一个月，郑春雷高分通过了一个职业再培训考试，并成为了所在证券公司营业部的负责人。早期接受媒体采访时，他的妻子把郑缺席的原因归于“工作”。

　　6年前从南昌调来厦门的时候，郑春雷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华东交通大学会计系本科毕业，中国共产党党员，不到30岁已经坐到了证券营业部经理的位子。

　　当其他业主因为小区论坛被关闭而一筹莫展，他却端坐在家里看十七大的电视直播。“胡锦涛总书记作报告的时候，我看了。里面提到的很多东西，涉及了环保，心里感觉有盼头了。” 郑春雷说：“我更希望在法律框架内维护自己的权利。”

　　2007年12月，不利于小区的环评报告出来以后，部分业主气愤不已，想去市政府门口静坐，其中包括郑春雷的妻子。但郑跟妻子吵了一架，把她劝住了。后来的政府听证会，也是妻子提出报名参加，他再没拦阻，也跟着报了名。一直全程参与的张昭诚却没有参加这项重要的“民主实践”。

　　郑春雷觉得，厦门的座谈会，是他所见的听证会或座谈会中最好的一个，“可以说不仅仅属于厦门人，它也属于全体中国人”。

　　“不支持，不反对，不组织”

　　如果仅以投书和上街作为参与的标准，马天南就是个局外人。作为厦门最大环保NGO——厦门“绿十字”负责人的马天南，在“散步”以前曾被很多人要求“站出来”，但她选择了“不支持、不反对、不组织”的立场。而在当时的社会语境里，对待PX项目的“不反对”，在很多人看来就意味着“支持”。

　　她的邮箱里多次收到“见一次打一次”的威胁，甚至要把她“扔到海里”。而她的态度是：不回应。“当时他们陷入到激动的情绪之中，你怎么解释也没用。”她笑了笑，一脸无奈。

　　马天南解释，选择这个立场是因为PX项目涉及太多领域的知识和利益关系，感到自己难以把握。

　　但她并非完全没有介入。“‘绿十字’为业主们举办了不少讲座，但是，它的负责人马天南告诉我们，这个PX项目肯定会通过，不管大家怎么奔走呼吁，结果不可能被改变，这让我们很受打击。”张昭诚说。

　　这个不惑之年的兰州女人前几年还是一名资深企业管理培训师，第一个把“Work-Shop”的培训方式介绍给了厦门大型国企的管理者。这意味着她曾过着典型的金领生活。

　　马天南说自己从事环保完全是偶然。1999年，一场大台风将厦门的很多大树连根拔起，她和几个朋友坐在酒吧里，为这些树伤心。朋友们提议，为这些树捐点钱，而她就是后来的组织者。2005年，从与朋友合开的管理顾问公司里出来，全职投身“绿十字”，月薪为零。

　　她会对路上的飞鸟展现怜爱，却不愿意把钱捐给与环保无关的人或事。某次“绿十字”组织儿童画展，一个慈善团体前来接洽，希望她能义卖所有画作，捐给孤儿院。马天南拒绝得毫不犹豫，因为捐钱给孤儿“不可持续，与环保无关”。

　　2007年8月，经过8年时光，“绿十字”终于通过了厦门市民政局的审核，注册为民间组织。今年10月，她主编的《厦门市环境信息公开公众参与行动指南》在组织网站上公布。马天南用图表的方式解读了PX事件的过程，在这条并不复杂的逻辑链之中，信息是否透明和公众是否参与，成为推动事件升级和消解的关键结点。

　　“我理性得似乎不近人情。”马天南偶尔也会说些自省式的话。但更多的时候，她坚定地以自认为正确的方式关爱鹭岛，那就是构建一个促进公众参与的平台。★

　　(文中张昭诚和郑春雷系化名。)

　　他们喜欢自由超过民主，这是各个国家、各个时代中产阶层的通病，因为他们把自由等同于“自由经营”，自由就是凭本事和凭门路赚钱。他们对自由的向往是真诚的，因为垄断性的权力随时都在粗暴地干预、勒索他们的金钱。他们盼望一个可以自由竞争的市场，在这之前，他们提高成本进行赎买。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徐友渔

　　自由是对自己权利的维护，是对他人权利的尊重。“中产”者，社会之“中坚”也。倘中产者无自由观念，则自由之观念在社会立足难稳矣!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雷颐

　　在生存权、追求幸福权和公民自由权当中，小资们把公民自由权看成是最重要的目标。但是他们倾向于反对用过于激进的方式实现公民自由权，他们宁肯点点滴滴积水成渊。自由对于他们来说是一场盛宴，其中也包括刷夜、蹦迪和K歌。

　　人民日报社评论部主任编辑

　　马立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