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邓小平讲话了

　　1980年3月，万里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任上，调国务院任副总理。刚到北京，迎接他的是《农村工作通讯》上接连发表的两篇文章——《分田单干必须纠正》、《包产到户是否坚持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对包产到户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来头都不小，负面影响很大。

　　在那一时期，许多省的机关报上，也都刊发了对安徽各种责难的言论文章，一篇篇檄文充满了批判的色彩。

　　湖南：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新时期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湖北：紧紧扎起社会主义篱笆，绝不让安徽资本主义毒液蔓延……

　　在与安徽省交界的一些省份，田间、高岗、路口挂满了抵制标语。有人还用高音喇叭不断向安徽这边广播称“坚决反对复辟倒退”。

　　万里交待张广友、吴象写文章反驳，并特别说明，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

　　文章很快写好了，题目是《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多》，万里看后，建议以安徽省委农工部名义在《安徽日报》发表。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刚走，安徽就迅速进入了一场“倒春寒”。

　　继任省委第一书记在几天后的蚌埠会议上，特别讨论了文章的去留后决定，此文不宜在《安徽日报》发表，更不宜用省委农工部的名义发表。

　　这是一个信号，安徽的形势陡然紧张起来。王郁昭回忆：“从1980年3月8月，安徽省委连续在蚌埠、芜湖、巢湖和合肥召开4次会议，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起猛烈冲击，搞得人们特别是在县以上干部中思想混乱，惶恐不安，普遍担心又要反复折腾。”

　　在蚌埠会上，继任第一书记的一番话很有代表性，他说：“列宁在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斗争时，曾批判伯恩斯坦、考茨基等机会主义者，只顾眼前利益，主张运动就是一切，主义是微不足道的，为了一个戈比而斗争。包产到户虽然能增产，但不是我们的方向，对老百姓来说情有可原，对我们县以上干部来说，头脑要清醒，不能只顾眼前利益，犯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错误。”

　　王郁昭的脊背一阵阵发凉。这不摆明了在说包产到户是机会主义是修正主义嘛？

　　许多人脑海里一团乱麻。省内各地农村形势急转直下，骤然变冷，有的县急令不许搞包产到户，搞了的要限期收回。除了滁县这个“孤岛”，安徽其他各地几乎都在向后转。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终于讲话了。

　　1980年4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为中央即将召开的编制长期规划会，召集了杜润生等人开会。谈到粮食问题，杜发言说：“贫困地区要调那么多粮食救济……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

　　姚依林点头称是，遂到邓小平处汇报，胡耀邦、万里都在座。

　　邓小平听了姚依林转述的关于让贫困地区包产到户的建议，立刻表态：“我赞成依林同志刚才的意见。在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像西北、贵州、云南等省，有的地方可以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

　　这是邓小平首次公开表态赞成包产到户。姚依林立刻就回到会上传达，但是叮嘱大家不登报、不上文件。

　　一个月后，邓小平的态度就更加明朗了。5月31日，他约见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很自然地就提到了安徽的凤阳和肥西，小平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

　　过了几天，邓小平又和杜润生提起了这个话头：“看来我们农村经济的形式可以多样化一点，像贫困区过去不是有个包产到户吗，可以试试嘛！将来还可以改，先吃饱饭要紧。”

　　邓小平这几番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讲话，很快就以《关于农村政策问题》内部谈话稿的方式下发到一定范围征求各地意见。王郁昭拿到讲话后心头一振，邓小平明确赞扬了肥西，赞扬了凤阳，我们没有错！

　　有一个细节应该特别一提，今天，几乎所有的史书上都记载说，邓小平是在1980年夏天才对包产到户正式表态的。但是，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回忆说：“1979年7月，我父亲去了安徽，登上了黄山。他听完了万里的汇报后说：你就这么干下去，实事求是地干下去，要不拘形式，千方百计使农民富起来。万里心里有了底。”

　　如此说来，邓小平对安徽的局势、对万里的做法，在1979年夏天就已经给予了充分肯定。

　　还有一个细节也应该记录下来，也是在1979年的夏天，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万里找陈云谈安徽的农业，陈云说：“对安徽我举双手赞成。”

　　1980年6月，当时的国务院领导在陕西米脂县孟家坪考察，发现了这里的专业承包的责任制很有意义。于是他给中央写信，提出包产到户，可以多色多样，目前全国不论什么地方，群众选择什么就算什么，不搞包产到户也可以不搞，但搞了的就不要再反对。他在信中写道：“为了不失时机地把今年农业生产抓好，我认为当前对生产责任制的各种形式，应当稳定下来为好，使大家把精力集中到生产上去，不要变来变去，错过时机。”

　　杜润生向当时的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建议，将此信转发全党。胡耀邦采纳了这个建议。这表达了中央对包产到户政策进一步放宽的信息。

　　十二、阳关道与独木桥

　　进入20世纪80年代，由于中央文件开的口子慢慢变大，更由于地方官员们明里暗里的支持，除了安徽、四川之外，在贵州、内蒙古、山东、河南、广东的一些地方，也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包产到户的实践。

　　在贵州，1979年底已经有10%的生产队自发实行了包产到户，省委遂派员去纠偏，结果，纠偏的队减了产，没有纠偏的队增了产。省委这才下决心，大范围搞包产到户。可依然有些省里的领导害怕超出了中央文件的规定。

　　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不客气地说：“既然中央派你在贵州做领导，就要敢于从贵州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作出决定，要结合贵州实际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要不然，什么都等中央文件说了才办，还要我们这些人干啥！那不如找一个识字的中学生，在贵阳市大十字街口摆张桌子，天天念中央文件就行了。”

　　到1980年底，贵州全省实行包产到户的社队已经接近80%。

　　1979年，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周惠给中央写报告，请中央同意自治区把土地借给农民耕种，没有得到批准。周惠就变通了一下，把“借地”改成借给农民“口粮田”。这是与安徽同步在内蒙古农村农民自发进行的变相包产到户，把集体的土地以口粮田的形式转包给农民耕种。

　　杜润生问李先念副总理：“中央对这种模式是不是可以认可？”

　　李先念考虑了好一会儿回答说：“如果是为了救荒，搞口粮田，可以同意，但不要提包产到户。”

　　周惠，后来被胡耀邦称为“中国最先搞包产到户的三个省委书记之一”。

　　在广东的湛江、惠州等地，包产到户在1979年就出现了，到了1980年秋天，已经有10%的生产队分了地。省委派工作组下去纠偏，可越纠越多。省农委主任杜瑞芝很快意识到，纠不过来不如顺着办，省委书记习仲勋亦表态坚决支持。偷着包就变成了明着包，到了年底，全省已经有40%的大田实行了包产到户。

　　但是，在北京，由于中央高层对包产到户赞成或反对的力量依然没有分出高下，更由于包产到户这个早已被毛泽东严厉批评过并被牢牢戴上“资”姓帽子的东西，实在名声太坏，在当时农业部、水利部等重要农口管理机构或是中央级的重要媒体上，声讨、反对包产到户的声音远远盖过了拥护的声音。在省委书记一层，这种分歧则更加明显。

　　万里回忆说——

　　1980年初我到中央工作，进了书记处，分工管农业，这个难题可大了……从整个农村工作来看，农民要求改革，有些地区行动比较快，但是，上层领导机关基本上还是推行农业学大寨的那一套，对农村改革，特别是对包产到户，抵触情绪很大。我分管农业，依靠原来这套机器来开展工作怎么行呢，还有不少省的领导思想也不通。

　　万里找到总书记胡耀邦，他对胡耀邦说：“中央决定中规定不要包产到户，我们支持农民的正当要求，会始终被看作违纪违法，这样不行啊！是不是先开一次省委书记会，大家通通思想？”

　　多年后，吴象深情地回忆起胡耀邦与万里的挚交。吴象说：他们都是豪爽真诚的人，胡耀邦原来见万里大大咧咧，心想这个山东硬汉一定是举重若轻，不会有什么难倒他的事，后来才了解还有这么一道“紧箍咒”。

　　胡耀邦完全赞成万里的提议，并立即表示要从各个方面同他一起解决这个“违纪违法”的难题。

　　万里举目四望，他发现，他能找到的同盟者只有杜润生，他请杜润生来主持起草会议文件，并对文件作解释和说明。

　　万里对杜说：“一定要把原来中央决定中的‘不要包产到户’改为‘可以包产到户’，最好是‘支持包产到户’。”

　　但这只是一厢情愿。

　　杜润生为会议亲自起草文件。草稿中写道：“要尽快建立农业生产的责任制，不论任何地方都要有责任制，责任制形式则要因地制宜，要遵从群众意愿，不禁止自愿选择家庭承包。”

　　草稿在农委会议上讨论，参加的有杨立功(时任农林部部长)、钱正英(时任水电部部长)、陈国栋(时任商业部部长)等。但是杜润生怎么也没想到，绝大多数人都不同意他的稿子，都反对“只要群众要求就允许包产到户”这条原则，提出：只能“划一个界限，贫困区可以，其他地区明确不准包产到户”。

　　会议记录交由万里审阅，万里慨叹，除了杜润生，整个国家农委都反对包产到户。

　　第一书记座谈会还是如期召开了。无论是万里还是杜润生，都预感到这个会一定不平静。会议由胡耀邦主持，华国锋到会。

　　文件讨论稿被杜润生做了一定程度的修改，但依然阐明：各地可以因地制宜，尊重群众的选择。

　　在座谈会上，杜润生对此作解释说明：“现在群众乐于接受公有土地、家庭承包。有的是联产计酬，有的是大包干，有的实行专业承包或小组承包。这么多的形式，今后应听任群众自由选择。”

　　农委副主任张平化紧接着发言说：“文件经过农委讨论，但润生同志的讲话农委没有讨论。”

　　分歧立刻显现出来，继而变得更加白热化。

　　发言反对包产到户的有福建、江苏、黑龙江几省的省委书记，支持的有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周惠、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

　　杨易辰时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他发言说，黑龙江是全国机械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一搞包产到户，机械化发展就受影响，生产成了大问题，是倒退。集体经济是阳光大道，不能退出。

　　池必卿立刻插话：“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争论针锋相对。

　　杜润生在会下征求北京、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吉林、辽宁、山西、河北等地区领导人的意见，他们都认为三中全会以来集体化取得了伟大胜利，有错误已经纠正了。“所以一定要在贫困地区设个‘闸门’，以免包产到户自由蔓延”。

　　杜润生回忆说：“参加会议的很多人都是跟毛主席共同战斗过的老同志，其中有一位在会议休息时间特别拉住我说，包产到户，关系晚节，我们有意见不能不提，留个记录也好。”

　　杜润生只有无奈地苦笑。

　　会议在这样的交锋和矛盾中尴尬地结束。杜润生还记得，为了解决分歧，会议闭幕前，他和胡耀邦、万里讨论，商量处理办法，两次改写文件。最终形成的文件当然还是一个妥协的文件，文件里增加了几段话：

　　集体经济是我国农民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但过去人民公社脱离人民群众的一些做法必须改革。

　　在一般地区，集体经济稳定、生产有所发展，现行的生产责任制群众满意或经过改进可以使群众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愿意选择家庭承包的也不要硬纠。

　　对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

　　华国锋对这一改动表示很满意。他说：“这样写，好！”

　　段君毅很明智地看出其中的玄机，他在会下说：“这个写法是各得其所，各省按照自己的情况说怎么试就怎么试，不然，原稿有那么多人反对，恐怕没办法收场。”

　　这一名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会议纪要，后来以中央1980年75号文件的形式下发至党内。文件的最大成果是对包产到户的性质作出了新的解释，认为它“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

　　杜润生说，75号文件其实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文件，它实际上把生产责任制的规定推进了一步。

　　会后，已经调任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的吴象以新华社记者的名义，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阳关道与独木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写出了会议的观点交锋。

　　会后，胡耀邦和万里共同认定，各省第一把手的态度是问题的关键。经商定，胡去西北，万里去东北，一个省一个省地做领导班子的工作。

　　尽管争论还在继续，75号文件已经使包产到户这种责任制的推行，由半明半暗的、自发的、不合法的状态转入了比较公开的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的状态，开始普遍推行。

　　十三、五个“一号文件”

　　此时，距离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过去了近两年，而距中央关于“三农”问题第一个“一号文件”的颁布，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在这1000多天里，在共产党内部，在支持和反对农村改革的力量的博弈和消长中，千百万中国农民却以“吃饱饭”这个最原始、最基本的生存目标为动力，以包产到户为支点，艰难而执著地推进着农村改革的进程，并因此慢慢“填饱了肚子”，从而使得这一进程难以逆转。

　　然而，在北京，对中国农口最高管理机构的“左”的倾向，新改组的中央书记处已经越来越不耐烦。1981年3月11日，国家农委组织农口各部、局负责人召开了党组扩大会，万里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一开口就单刀直入——

　　农业上左的问题不肃清，农业就没有办法搞好……前不久部里还有人在下面说，中央的决策是反大寨的路子，现在仍有这样的人……

　　左的思想在我们同志的头脑里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不是有无之分，而是多少之分。

　　有些同志不是从党和人民的关系这个战略高度上去考虑问题，不去想我们搞了30年，农民连吃饱肚子的问题也解决不了，现在刚刚有希望解决，却想不通，忧心忡忡，哪怕农民饿肚子也不理。

　　农业部是国务院的一个部，不能自己搞一套，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无法工作……现在必须统一到中央思想上来，要做耐心的思想工作，但问题不解决不行。要检查党风，不能同中央唱反调！

　　万里中肯而严厉的讲话在整个农口引起了极大震动。

　　这一天后，在国家农委的统一组织下，由国家农委、农业部、农垦部、中国社科院农经所等部门组成了17个调查组共140多人，分赴15个省区，选择各种不同类型的地区进行调查。几个月后，他们完成了上百篇调查报告。

　　在1981年那个炎热的夏天，国家农委连续召开会议，听取调查组的情况汇报。

　　所有的调查组有了共同的结论：当前农村形势之好，是多少年来没有过的，特别是那些长期贫困落后的地区，面貌变化之快、形势之好，实在出乎我们的意料！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是一项好政策！

　　发言者说起河南、内蒙古、安徽等地的变化，说起23年不变的农民收入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竟然翻了几番，心情格外激动，特别是一些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更是从这次调查中看到了包产到户责任制的威力，体会到了久违了的农民的喜悦心情，他们痛心地反省自己的失误，反省由于自己的左的思想给农村工作带来的混乱和滞后。农业部原副部长李友九在痛苦反思之后，向中央写下了一篇万言检讨书。

　　调查组也清醒地看到了农村中出现的新问题，由于担心政策多变，农民出现了大量的短期行为，对土地采取掠夺式耕作，对牲口过度使用，滥伐承包地上的树木，于是，许多报告都提出了一个想法，建议中央下个文件，明确包产到户、大包干都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都可以长期不变。

　　这与中央的意图正好相合。

　　中央决定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胡耀邦提出要搞个文件，并亲自向杜润生布置文件的起草工作。此时，杜已经担任了新组建的中共中央农研室、国务院农研中心的主任，国家农委相应被撤销。

　　这一年的10月5日~21日，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中央书记处在12日接见与会代表。党中央主席胡耀邦非常明确地说——

　　现在有一个问题，文件需要讲清楚。这就是，农村改革，包产到户，并未动摇农村集体经济。责任制用了“包”字本身，就说明了不是“单干”。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坚持土地公有，只是“包”给农民，就不是“分田”。我国农业坚持土地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建立生产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

　　上述两个长期不变，最终写入了会议纪要。

　　会后，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到东北考察，向中央写信说，不要再强调不同地区不同形式了，让群众自愿选择，选上啥就算啥，领导不要硬堵了。

　　这封信的精神与农村工作会议决议的内容糅合在一起，形成了正式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

　　文件呈送邓小平。邓小平看后说“完全同意。”

　　陈云看后叫秘书打来电话说：“这个文件我已看了，这是个好文件，可以得到干部和群众的拥护。”

　　1981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

　　这个会议纪要在1982年1月1日以中央“一号文件”的名义下发到全党。这就是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文件把上一年度75号文件中“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临时户口改成了正式户口，这一决定得到了中国农民发自肺腑的热烈拥戴。到1981年底，全国农村有90%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为此，胡耀邦欣喜不已。他说，农村工作方面，每年搞一个战略性文件，下次还要排“一号”。

　　1983年的第二个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出高度评价：“这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的新发展。”这一年全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入高潮，参与的农户占95%。

　　1984年中央发出第三个“一号文件”，提出要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决定土地承包由原来的3年延长为15年。政策的威力之大，让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干部目瞪口呆，这一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历史性地突破了8000亿斤，比1978年高出2000亿斤；农民纯收入达到355.30元，比1978年增长1.7倍，年均增长16.5%。这一年，中国政府向世界粮农组织宣布，中国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198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第四个“一号文件”。取消了30年来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制度。

　　1986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第五个“一号文件”。文件进一步摆正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在肯定原有的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的同时，强调增加投入，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文件明确提出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允许其存在和发展。

　　连续五个“一号文件”为中国农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通过对家庭联产承包的肯定，初步构筑了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新经济体制框架。并为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可借鉴的模式。

　　……

　　2008年，当我们抚去历史尘埃，将目光再次聚焦到30年前那场自下而上的农村改革时，吃惊地发现，中国改革的发轫之初竟然如此艰险、辛酸和惊心动魄。令人欣慰的是，历史最终选择了他们的道路：正是这块土地上千百万农民，和一批中国共产党最忠实的党员们，冲破种种禁锢，一起“合谋”，才最终牵引了中国改革历史巨轮的艰难启程。 (王伟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