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唐家山的6天7夜

　　空中通道迟迟无法打通，上级命令我们徒步挺进唐家山堰塞湖排险。

　　5月26日早晨6时半，我随大部队从北川县任家坪集结向唐家山出发。我们每人至少负重26公斤，其中包括炸药、帐篷、铁锨、十字镐、干粮等物资。

　　山上根本没有路，陡峭险峻的地方，坡度达70度以上。我们在刀尖般锋利的乱石丛中行走、攀爬……身边不时有踩落的石头滚过，耳边不断传来山体滑坡的声响。

　　经过几个小时的跋涉，大家都出现体力透支。很多官兵的衣服被荆棘刺破了，手臂被刺得鲜血直流，脚也磨出了血泡。为减少负荷提高行进速度，我们只留下炸药和抢险工具，身上尽量少带给养。

　　11时27分，我们刚刚爬上山顶，就看到米—26运输机吊着第一台挖掘机飞到唐家山堰塞湖大坝上空，全体官兵激动地呼喊起来。有了人、有了设备，唐家山就可以保住了！大家不由得加快了步伐。下午2时30分,我们终于到达唐家山堰塞湖坝体上。

　　当时，堰塞湖的湖水每天以两米的速度上涨，坝上数百名官兵面临随时溃坝的危险。但我们已经忘记了这些，只知道开着挖掘机不停地干活、干活。一天24小时，我们实行两班倒轮流作业。每天12个小时干下来，手脚都发麻，全身骨头好像散架了一样。

　　抢险战斗就是在挑战生命极限。起初两天，空投食品物资还没有到位，我们每人每天只有一盒压缩饼干。由于缺水，每次吃饼干时只能嚼大拇指一小块，全靠唾液溶化下咽。

　　由于缺水，我们4个人一天一瓶水，喝水时只能用矿泉水瓶盖喝，能把嗓子润湿就算幸福了。唐家山堰塞湖的水面满是漂浮物，已经严重污染，专家们说那里的水连手都不能碰，我们守着一湖水却渴得要发疯。

　　晚上，峡谷里的堰塞湖坝体上，风很大，温度低。一顶不到8平方米的帐篷里要睡20多个人，脚臭和袜子的味道充满每个人的鼻孔。山里的蚊子和各种虫子大得出奇，一咬就是一个肿块。帐篷有限，有的战士只好露宿坝顶，天亮的时候，褥子几乎都可以拧出水来，尽管是这样的条件，大家一躺下很快就鼾声四起。

　　从5月26日至31日，我和战友们在唐家山堰塞湖坝体上连续奋战了6天7夜。唐家山堰塞湖应急疏通工程在我们手中终于完成，于31日按照施工方案开挖出一条满足洪水泄流的泄流槽。在那种异常艰苦的条件下抢险，是我一辈子最难忘的事情，现在想起来仍然感到无比光荣和自豪！

　　口述：武警水电三峡指挥部六支队三级士官 蔡小聪

　　整理：史志强 徐景健

　　8月8日，我在鸟巢第五看台核心区域

　　8月8日晚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我就坐在第五看台的核心区域，是一支近200名武警奥运安保队员的“小头目”。

　　第四看台是国家领导人和几十位外国元首所在的看台，第五看台是离这个区域最近的安保区域。从我的位置目视前方，就可以看到精彩的奥运会开幕式节目。然而，我的视野里只有如潮水一样的观众。

　　回想第一次接到奥运安保任务，是在2007年10月15日。第二天，我们就开始组建奥运安保队伍，从全大队精心挑选了500多名官兵。我们领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学习语言，官兵们要抓紧时间进行英语、俄语、法语等6个主要国家语言的应急培训。

　　英语还好说，大家都有一定基础。最难的是法语、俄语等其他外语，有的战士学了一个月还是发音不准。说实话，有些语种我学起来也很吃力，但是没有办法，只好拼命死记硬背。两个月下来，大部分战士的语言关都顺利通过。

　　没多久，我又接到上级命令：选拔100多名高素质武警官兵，组建一支应急奥运安保队。第二天，我们就开始进行各类考核，除了政治背景要绝对可靠外，还要进行军事、政治、紧急情况处置等方面的考核。经过一个多月的筛选，近200名身材标准、长相英俊，各项考核均出类拔萃的官兵被挑选出来，他们将担负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核心区域安保执勤。

　　到8月初，我们已经参加了5次大的演练，4次综合彩排，1次应急安保力量反恐演练。2008年8月8日晚8时许，五星红旗在“鸟巢”冉冉升起的那一刻，我的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那是激动、兴奋和自豪的眼泪。

　　那天执勤结束回单位的路上，很多战士都困乏地睡着了，只有战士王强仍在想心事，他说：“8月8日对我来说格外有意义，因为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看了看表，8月8日已经过了，当时已是9日凌晨1时45分了。我号召大家一起为小王唱了一首迟到的生日快乐歌。没有蛋糕，没有蜡烛，也没有礼物，但我想，漫天的烟花、燃烧的奥运圣火、悠扬的奥林匹克之歌，就是他最好的生日礼物！

　　口述：武警北京总队七支队某大队大队长 赵彬宝

　　整理：姚洪华 本报记者 史照栋

　　关键时刻，还是得靠解放军

　　1月26日上午，衡阳市委的告急电话打来。在部队自身受灾严重的情况下，我带领官兵们立即拉开了衡阳抗灾保卫战的序幕。

　　下午5时，我们在冰天雪地中已忙了将近一天，正准备吃饭，电话再次响起：松江煤矿发生坍塌，电力中断，保障耒阳火电厂的电煤无法正常生产。我知道这是事关长沙、衡阳供电的大事，当即放下碗筷，指挥调度，3分钟后，我们的车队就出发了。

　　当6吨电缆及时送到松江煤矿时，矿领导紧紧握着我的手感动地说：“我也探过这条路，你们是冒着生命危险闯过来的啊！”随后几天，我旅官兵数百次往返穿行于电厂、煤厂、故障点之间。1月31日18时，随着夜幕降临，已经断电数天的城区终于亮了。电力局长激动地对我说：“子弟兵真是好样的，是你们点亮了城市，点燃了群众的希望啊。”

　　京珠高速被称为“京珠大动脉”，冰雪灾害使数万车辆受阻，数十万急待回家过年的群众被困路上。温家宝总理作出指示“务必在48小时内打通京珠高速”。

　　2月3日12时，接到上级通知，我立即带领1500多名官兵赶往京珠高速良田段，这时我们已经连续奋战了9天。当天下午5时30分，我们到达任务地点，立即投入破冰清障会战中。

　　2月4日凌晨3时56分，最后一段坚冰被破开，受阻车辆慢慢驶离被困了十余天的地段，被寒冷和饥饿折磨得心力交瘁的群众们，一下子露出了难得的笑脸。有的司机感动地跪在地上说，一定要给恩人磕个头；有的司机和群众拿出钱要塞给官兵们，但被我们一一婉拒；有的群众就紧紧地拥抱着可爱的战士们，久久不愿分离。

　　2月10日中午，衡阳抗灾保卫战刚取得阶段性胜利，我们又接到驰援郴州的急令。此时的郴州一度成为被冰雪封锁的“孤城”，数百万居民被困。

　　当天下午，我率部抵达郴州，刚卸下物资，就接到支援郴州东塘、东朝两条主力电网恢复的任务。我们的抢险作业区均为陡峭山区，积雪厚达20厘米，平均坡度40度以上，根本无路可走。

　　当官兵们抬着重达一吨的电杆上山时，由于上坡和拐弯时受力不均，肩上瞬间负重有时达200多公斤，战士们和我都被压得嘴唇都咬出了血。可是一想到没有电，京广铁路难以畅通，就没有一人退缩。“一二三，加油”、“同志们，加把劲啊”这样的吼声、喊声回荡在大山之间。当地群众目睹这一切，感慨地说：关键时刻，还是得靠解放军。

　　口述：广州军区某防空旅旅长 项建国

　　整理：王飞

　　袅袅升起的炊烟成了受困群众的希望

　　“立即作业！”1月28日晚，随后勤应急分队赶到大桥镇高速路管理中心后，我立即吩咐班里战士开始做饭。

　　开架、注油、和面、生火，全自动和面机里的立式滚筒呼呼飞转，火苗窜起半米多高，操作台的另一端，加工成型的馒头源源不断地传送出来，等着被放入蒸笼加热。23分钟后，第一笼热腾腾的馒头出炉，这久违的饭香顿时溢向受困的300多辆车。

　　一个通宵过去了，车上的米、面被我们一气做光。送走最后一批盒饭和馒头，我们长出了一口气，突然发现，我们竟然忘记给自己留吃的了。

　　2月1日晚，4000多名指战员集结梅花路段，京珠高速冰雪大会战打响。已经在坪乳线连续奋战了15个小时的500名官兵，正奔赴平均海拔970米的云岩段。我得到命令，全班负责保障这500名官兵和附近受困的1000多名群众。

　　路面陡滑，炊事车醉汉般行进在刚刚打通的坪乳线上。时间紧迫，我带领全班跳下车，硬是把炊事车推到了山顶。赶到云岩服务区时，已是凌晨5时。

　　不到20分钟，第一锅稀饭就冒起了热气，受困群众陆续围到了野战炊事车旁。

　　从早上5时半到晚上12时，我们的炊事车一直没熄过火，袅袅升起的炊烟成了受困群众的希望。

　　云岩13公里处有30名官兵在那里作业，作业地点距离保障位置不足800米，我和两个战友却走了整整1个小时。送到最高处的观察哨时，两名安全员早已饥肠辘辘，但一名姓李的货车司机却挡在了前面，“解放军同志，我们一家三口卡在这快8天了，没吃过一顿热饭，你这两碗面条100元一碗给我，救救命吧！”说着递过来两张百元纸币。“不要钱，你们吃吧！”我坚定地说出这句话时，发现两名值勤战友轻咬着干裂的嘴唇，口水下咽的声音在风雪中格外响亮。

　　风雪中的除夕夜，我在冰封的高速路上过了一个难忘的春节。军区司令员、政委和我同坐一席，刚饮完第一杯酒，抗冰救灾值班室就传来新年的第一个问候，“我已顺利到家，感谢你的面条，感谢解放军张维果！”

　　事后才得知，苦于李司机的多次要求，两个值勤的战友留下了抗冰救灾办公室用于援救的手机号和我的姓名。

　　口述：广州军区某炮师一连炊事班三级士官 张维果

　　整理：陈江兵 张顺 特约记者 钟友国

　　天安门广场上空的焰火映红了我的脸庞

　　8月8日晚，我和战友们在天安门广场执勤，我们担负着开幕式上天安门广场焰火燃放现场维稳任务。

　　站在哨位上，我的位置正好背对着焰火升起的地方，边上战友们的脸被夜空里的烟花照亮了，周围群众的喝彩声不绝于耳。说实话，当时真想扭过头来对着焰火看个够，但我知道不可以，我的眼睛一直注视着周围的情况，不敢有丝毫懈怠。

　　突然，我发现一个让我兴奋不已的事，哨位对面房子上的玻璃中正反射出背后的焰火：那美丽的烟花犹如百花齐放，绚丽多彩，真漂亮！

　　整个奥运会期间，我们多次在天安门广场执勤。有一天，我和战友陈飞正在天安门广场南侧巡逻，看到一位外国女游客逢人便问，不停地用手比划着。

　　根据执勤经验判断，她肯定是想问路。我们赶了过去，一面示意她别着急，一面从身上拿出一张地图。原来她想到五颗松奥林匹克篮球馆。我们一边用手指着具体方向，一边用笔在地图上画出了行进路线，并把她带到了最近的地铁站。这位女士十分感激，非要拉着我们照张像留念不可。

　　8月8日下午6时，76岁的台湾同胞张大爷来到天安门广场。他来北京最大的心愿就是在天安门广场拍几张照片带回家，让儿孙们看看祖国首都的风貌。当时，为了保证晚上奥运会开幕式的交通秩序，广场从下午4时开始清场。但是老人已订好第二天一早返回台湾的机票，眼看着天安门却不能到广场去拍照，急得他在警戒线外团团转。

　　老人的举动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走上前敬了个礼，问道：“老大爷，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吗？”了解到张大爷的心事后，我微笑着向他解释：“广场封控后，任何游人是不准进入的，如果您相信我，请把相机给我，我替您拍！”

　　随后，我迅速请示了队长，走到广场中央，把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人民大会堂以及广场所有的奥运景观都拍了下来。老人打开相机浏览着我帮他拍的照片，满意地笑了。

　　口述：武警北京总队七支队三期士官 李启军

　　整理：姚洪华 本报记者 史照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