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干部知识分子学生农民

　　“心理医生”齐帮忙

　　犯罪除了深刻的社会根源，也有重要的心理方面的因素。广东大力开展服刑人员心理矫治工作，对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从“单一、强制、封闭”的方式转变为“互动、感染、开放”式的社会化教育，帮助犯人摆脱心理阴影，重新找到自信和尊严。

　　每年，来自社会的各种帮教活动从未间断。党政机关干部、高校知识分子、工人、农民、企业家，来到服刑人员学习、生活、劳动的现场，进行全方位体验。罪犯家属也趁着开放日、会见日来“考察”。他们怀着各种心态迈进大门，高墙内的景象令他们惊叹不已：整洁明亮的监舍、设施齐全的教学楼、高大宽敞的厂房、平坦宽阔的操场……他们无不感慨：这分明是工厂、学校或者部队。

　　英国皇家监狱官员参观东莞监狱后说：“你们不要管西方国家怎样评价中国监狱，要按自己的路子走下去。”

　　甚至一贯以挑剔眼光看待我国监狱的美国“人权对话基金会”主任康原也感慨：“你们的工作令人信服，我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人，参观监狱很少题词，但今天所看到的一切实在让人高兴，对此表示感谢！”

　　谁可假释谁能减刑谁要就医

　　“狱务公开”坦荡荡

　　1999年，广东监狱率先在全国推行狱务公开，时任省司法厅副厅长的陈伟雄给各监狱的“头头”下了军令状：狱务公开工作经两次检查和抽查不合格者，监狱长立即免职。

　　“别人总觉得监狱有很多‘猫腻’，我们就要坦坦荡荡给大家看看，这里的一切都是透明公开的。”省监狱局局长于保忠掷地有声。

　　5个配套制度，将与服刑人员改造密切相关的执法内容、程序、条件等一一公开，使减刑、假释、保外就医案件从程序到实体，从推荐、合议、审查到提请、执行，均有了具体、严格的规定。

　　“程序、名单、条件都是公开的，所有人都能在公示栏上清晰知道每一个环节，自己是否符合减刑条件，得了什么奖惩，其他人合不合格，一目了然。”罪犯吴某告诉来会见的老母亲。

　　管好教育好犯人倾自己一生

　　干警是“无期徒刑”

　　6年前，在中山纪念堂上演的一场特殊表演轰动了广州———广东省服刑人员汇报演出《新生的呼唤》，参与的每个成员，从放音乐的DJ，到主持人，全是服刑人员。曾经的社会“弃儿”竟有如此精湛的艺术才华，社会上激起了强烈反响。

　　与其说这次演出充分展示了监狱文化建设的成果，不如说监狱文化出色地完成了“使者”的光荣使命。高墙里，整天跟犯人打交道，得管好他们，更要教育好他们，要把社会“残渣”改造成有用之人，让他们别再犯罪、别再害人，多难！在这条艰辛的拯救大道上，广东狱警们无怨无悔，默默奉献———有一句狱警圈内的“笑话”：罪犯只是有期限坐牢，可干警个个是“无期徒刑”。

　　-回顾当年开荒时

　　荒芜艰苦环境中尽是奇闻轶事

　　今天是《监狱法》实施14周年纪念日，也是一位普通的监狱警察钟叔退休前最后一天上班。

　　他把值班钥匙交给同事，然后抬起双手，整了整本就端正的警帽，在心中暗自道别。

　　经历了创建初期的艰苦岁月，见证过监狱环境的今昔差异，钟叔感慨不已。当粗重的铁门在身后“哐当”一声响起，他的眼里噙满了泪水。

　　“在高山，在平原，一个个监区，一座座校园，我们虽然穿着威严的警装，但有着严父慈母般的情怀，威严的铁门虽然紧闭，大墙内却充满明媚春天，我们是光荣的监狱警官……”这首《监狱警察之歌》，在钟叔迈出岗位大门那一刻，瞬时从耳边响起。

　　蚊子满天飞老虎来光顾

　　茅草房，煤油灯，老鼠和蛇随处可见；带犯人，出野外，种菜种茶开采煤矿；没警服，没鞋穿，赤脚上山练“铁板功”……50多年前，广东第一代狱警参加工作的时候，就是这样一片荒芜的恶劣环境。

　　“青春已经逝去，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让我难以忘怀。”1951年夏天，许恩心从南方大学(现华南师范大学)分配到英德劳改农场，即英德监狱的前身。从广州坐火车到河头下车，在北江边雇只小船逆流而上，约2个小时到达英德的小镇坑口嘴，再步行走几个钟来到报到处———五家楼。

　　用一个月时间接收犯人后，他开始投入到建设劳改场的工作中。

　　什么都没有，只能就地取材。警察和罪犯都睡在临时搭建的茅草房里，监管围墙用木头围起栅栏，几根大木关架起一个哨楼。四面都是荒山，到了夏天，蚊子满天飞，一觉醒来满头包，许老笑着说：“我们称它们是‘飞虎队’，为了对付蚊子，干警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点燃树叶用烟熏，还有把黄泥涂在手臂上的土包法。”

　　白天，干警带着犯人从驻地向外开荒，种稻谷、木薯、青菜等农作物，后来种烟叶、种茶、下煤矿。中午在地里吃饭，晚上组织学习。

　　劳改场附近常有山猪、野兔、蛇等出没。许老说，曾有母子二虎光顾过养猪场，叼走50多斤的小猪，拖到数百米外品尝，旁边留下大小虎的足印。

　　警服才几套大家轮流穿

　　那个年代，老狱警最盼望的就是拥有自己的警服。

　　“劳改场建成一周年，我们照相留念，穿的是解放军军装，包括帽徽和胸章，左臂却是布质的盾牌公安臂章，背面有‘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安厅之印’字样的方形印章，这是第一套狱警着装。”许恩心回忆说。

　　1953年着装改成中山装蓝布棉衣，佩戴“广东省人民政府”圆形金属徽章。后来有了上白下蓝的民警服，却只是发给少管所等有外宾参观的单位，大多数劳改场只有少量的公用警服。哪个干警出差，才有“资格”借穿一下。直到上世纪80年代，干警们才第一次全部穿上正式的警服。

　　一人管百个难免有逃脱

　　农场型监狱的监管，自然就难在点多、线长、戒备设施差。

　　1952年，老狱警王景满从部队转业来到英德监狱。王老回忆，关押点流动性大，哪有煤矿就在哪儿起房。“监狱设了十几个关押点，犯人常年在野外劳动，警力很分散，连高墙都没有，有时1个干警带100多名犯人，在低戒备的监管条件下，难免会有人脱逃。”

　　一天夜里，王景满点名发现少了个人，立即召集狱警半夜去抓逃犯。“逃犯身上没有粮票，饿了四处找东西吃，很容易暴露。”监狱和附近乡村民兵建立了联防网络，紧急情况一出现，喇叭传递消息，村民封堵路口。”

　　-探访最苦旧监狱

　　大山沟里少水少电买菜都难

　　狱警都不愿来只能父业子承

　　蕉岭监狱位置偏远设施简陋期待改造升级

　　清晨，大山还没有从雾霭中醒来，坐落在粤、闽、赣三省交界处，群山环抱之中的蕉岭监狱，已经开始了新的一天。

　　灰白色的高墙，在静谧的树林衬托下更显几分森严。墙内，不时传来服刑人员整齐的操练口号声。

　　因位置最偏远、条件最艰苦，蕉岭监狱被称为广东监狱系统的“西伯利亚”。带记者来的干警老纪笑着说：“我们这里叫‘一来三补’———来一次就得补3次胎。”

　　狱警多是夫妻档父子兵

　　从蕉岭县出发，经过近1个小时的颠簸，到了广福镇，继续往北走，终于看见蕉岭监狱的大门。

　　监狱原来有3个关押点，2002年撤了一个，现有石丰关押点和铁坑关押点。

　　作为第二代狱警，44岁的监区长周裕通说，父母辈流传这样一句话：献了青春献终身，献完终身献子孙，所以我们大多都是子承父业。黄锦标今年48岁，家里是三代狱警，包括岳父、岳母也不例外。

　　“夫妻档、父子兵”在监狱并不少见，其实也是无奈的选择。身处山区，干警的孩子们只能在乡村上学，教育水平有限。有的只好狠下心，把孩子送到县城亲戚家“寄养”，“希望孩子长大后能多点选择”。

　　买趟菜来回十公里烂路

　　女干警张苑兰，每天要骑摩托车走约5公里，到广福镇上买菜买米。

　　“单位太偏了，出来一趟怪麻烦的。”因为她是女同志，同事们特殊照顾不安排她值夜班，她就经常顺路帮同事买东西回去。“这条路，晴天走的是扬尘路，雨天走的是‘水泥路’。”

　　由于条件有限，她和很多干警住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建造的瓦房里。年久失修，每逢下雨，水桶、面盆摆了一地。“山高林密，恶蛇入屋、蜈蚣蛰人不算稀奇事啦”。

　　山沟里，水电等资源很紧张，煤油灯和蜡烛是监狱常备物品，但监狱有一条铁的规定：“用水、用电，必须优先满足服刑人员。”

　　由于关押点建设早，设计跟不上，监区连专门的饭堂和课堂都没有，犯人吃饭、学习都在院子里露天进行。

　　“简陋如斯，标准却不降低。”干警梁挺宇说，虽然条件艰苦，很多罪犯都顺利读完小学、初中课程，素质有了提高。犯人张某说入狱前是文盲，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好，他做梦都想不到，现在能自己写信回家。

　　位置偏远社会帮教难来

　　物防、技防不足，监狱管理只能通过人防来补。警察的正常轮休无法保证，每人每天起码工作10小时以上。

　　可是，监狱无法解决的现实问题是：因为太远了，来一趟要七转八拐，太不容易，所以社会帮教跟不上，连犯人家属也很少来探视。

　　“那些在城镇附近的监狱，可以便利地运用社会资源，为犯人改造提供更丰富的条件。比如长期职业技术培训、固定的社会帮教项目、亲情关怀、提供犯人出狱后的就业方向等。相比这些，我们的确很难做到”。

　　无论犯人还是干警，都期盼能走出大山。

　　文/本报记者 王晓云 傅汉荣 通讯员 范细良 图/刘洪群 纪健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