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日前刊发了一篇关于农民代表的报道,其中有观点认为,农民代表不能做议政花瓶,必须过“质量关”。关于农民代表参政议政素质的问题,非要穷究起来,也不是什么新问题。由于许多农民文化程度不高,看问题可能无法提炼出“高度”,难免有时候看起来像个“应声虫”,领导说什么就是什么。在一些人大会场上,倒也出现过不少类似情况。

　　可这其实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农民代表的资格问题,什么样的农民才能当上代表,农村有没有敢于说话善于说话、具备议政能力的人?如果有的话,为什么不把具备能力的人选上来?另一方面是非农代表都很成功地进行履职了吗?他们中间有没有高学历人士也在当议政“花瓶”?如果有的话,是为什么?

　　回答清楚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并非很难。翻阅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代表花名册和讲话录,很容易就能查出个端倪。当“花瓶”的教授级代表,乃至于官员代表,可谓大有人在。他们要么言之无物,高谈阔论半天,也让记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不知所云；要么干脆避口不谈,答曰“这回是带着耳朵来的”,主要任务是听会；还有的提交议案倒是很积极,仔细观之,不过是剪刀加糨糊,天下文章一大抄。以此观之,文化程度高低和做议政“花瓶”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把议政“花瓶”简单地往农民身上套,多多少少有歧视之嫌。

　　由于人大代表比例改革在各地逐步推进,农民代表以后将不可避免地增多。他们终于可以自己代表自己,而不总是要被别人给“代表”了。但假如代表总数是在一个恒定范围以内,农民代表的增多,所导致的必然是非农代表的减少。譬如前些年,一些地方的企业家代表和官员代表比例较高,改革就会涉及到一个各界别比例平衡的问题,具体下来,代表比例的变化相应会牵扯到利益关系的变化。从常理而言,官员代表一般会选择为政府说话,谋求更宽松的施政环境；企业家代表则会选择争取企业政策环境的改善。农民代表过往经常是“陪衬”,发言不多,然而,一旦代表比例和人口大致相当,从陪衬变成重要组成部分乃至于主流,他们必定会选择为农民群体利益呼喊,因为这关联到他们的自身利益。如果各种利益诉求产生矛盾,博弈就会产生。事实上,一个涉及到较为广泛的群体利益的法案出台,以公正度考量,越多群体进行博弈越公平,政治本来就是一种互相协商和妥协的“游戏”。

　　正是从这个道理出发,减少议政“花瓶”,让更多的代表能够正确地履职,关键是要代表们能够切实地代表自我阶层的利益,否则,话说得再漂亮,也没啥用,不过“玩票”罢了。当然,这便需要各个阶层能够用选票说话,选出具备代表各阶层利益能力的代表。毕竟,只有少选些甘做“花瓶”的人,多选些为各自选民主张利益的人,议政水平才能快步上台阶。(周虎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