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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深圳纪实作者:解放思想还有很多空间

2008年12月31日 10:25 来源:解放军报 发表评论

  说到改革开放,不能不提起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谈话。提起这个谈话,又很容易让人想起最早披露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内容的一篇文章:《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这篇当时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的文章作者,就是陈锡添。

  陈锡添,广东江门人。1992年1月,邓小平到深圳等地视察,陈锡添被指定为深圳惟一随同的文字记者。两个月后,他撰写的《东方风来满眼春》在《深圳特区报》发表,一时洛阳纸贵。新华社在4天后全文转发这篇长达11000多字的通讯,全国各大报纸争相转载,海内外反响强烈。陈锡添由此一举成名。

  在写此文时,陈锡添已是《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几年后,又先后担任该报总编辑和《香港商报》总编辑。在《香港商报》总编辑的位置上,他积极在港商与内地政府间穿针引线,努力将《香港商报》打造成双方交流合作、共谋发展的文化平台。作为一个曾经近距离记录历史的老报人,同时又是积极参与商业实践的社会活动家,加上在深圳、香港这两大中国最现代化城市的多年工作经历,陈锡添对中国这30年的发展进步有着许多自己的观察和思考。

  电话打到陈总的手机上,陈总正在香港。听说是《解放军报》采访,陈总电话里就爽快地答应,“我经常到北京出差,到时打电话给你,接受军报采访我很高兴”。

  于是就有了在北京这次采访。在两个多小时的对话里,陈锡添背靠在咖啡厅的沙发上侃侃而谈,声音洪亮,思路清晰,充满激情。偶尔有短暂的思考,他的目光就会透过手上香烟发出的袅袅青烟注视前方,仿佛又回到了历史。

  这篇文章发出去,我害怕得睡不着觉

  《发展360°》:我们注意到,您对小平在深圳视察的采访是1992年1月23日结束的,《东方风来满眼春》发表却是3月26日,为什么会相隔两个月?

  陈锡添:开始是上头领导不同意报,请示了几次,都说不要发了。小平同志视察深圳时据说提出“三不”:不题词,不接见,不报道。小平同志到深圳后一两天,就通知我们说没有报道任务。小平这个讲话太重要了。根本不是来度假,根本不是随便聊天,是有感而发,不吐不快,而且针对性非常强。我心里想,这个稿子不发出去,一辈子遗憾。所以我一直跟在他身边,认真地听,认真地记,到了晚上就整理笔记,内心非常激动,睡不着觉。1月23日,小平同志离开深圳去珠海,当晚,我与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吴松营同志将小平的谈话记录全部整理完毕交给市委后,就打道回府了。我心里想,总有一天能够将这个重要新闻发出去。

  不久以后,党内通过中央文件的形式对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谈话做了传达。那时我就想,能不能用通讯的形式,活灵活现地将小平在深圳的活动报道出去。大概是3月15日的样子,我们社长区汇文主动提出代我值夜班,让我找个安静的地方将通讯写出来。我开始静下心来构思,并到小平同志视察过的地方核实细节。后来中间又被抽去写深圳电视台拍的“邓小平在深圳”纪录片的解说词。到3月22日开始写这篇通讯,直到24日下午才终于写完收笔。当天晚上,社长区汇文审阅了全部发排好的小样,25日上午,我和社长就一起拿着稿件去市委宣传部送审。当时的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广慧说,发吧!稿子我就不看了,你们自己把关,但要注意,你们要把小平同志写成人,不要写成“神”。

  第二天,稿子就在《深圳特区报》发表了。

  《发展360°》:文章见报后,您心里是不是一块石头落了地?

  陈锡添:恰恰相反,当时这篇文章发出去,我害怕得睡不着觉。不是怕丢官,乌纱帽掉了算啥?一个小小的副总编算什么?邓小平的形象,国家的大事,才是真正重要的啊。

  30号晚上,我值夜班,突然发现那个接收新华社通稿的机器“嚓嚓嚓嚓”打个没完,原来我的稿子新华社转发了,一万一千字。心中的石头落地了。我高兴得不得了!《人民日报》当时值夜班的副总编保育钧是我的同班同学,他给我打电话说,陈锡添,你成功了!邓小平的名字到哪里,你的名字也就到哪里了!他问:你的稿子是怎么出来的?我说没人看过啊,就我们社长稍作修改了一下。他说,你们这么大胆,就这么出来了?我说,是啊,就这么出来了。没有任何背景。

  《发展360°》:这么重要的稿子就这么出来了?这应该是很冒险的。

  陈锡添:是的。深圳当时的市委书记李灏在市委常委会上说了一个事情:在1992年的“两会”上有一位中央领导同志问他,你们这个稿子怎么出来的?李灏回答说,“我不知道,家里定的吧”。这位领导说:你们的胆子好大啊。

  稿子发出后,有人评论说我的文章可以载入新闻史册,我觉得这有些说过了。小平同志南方视察谈话对国家、民族具有重大意义,这篇文章之所以起这么大的作用,主要是因为小平同志威望高,德高望重,人民敬重他;同时,他的话正确精辟,指导性强,深刻地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愿望。我不过做了真实的记录。

  以后,再没有人提姓社姓资的问题了

  《发展360°》:作为亲历者,您分析小平同志为什么选择那个时候发表这番谈话?它对改革开放进程起到了什么作用?

  陈锡添:当时是到了改革开放非常关键的时候。一是因为苏联和东欧剧变没两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杆社会主义旗帜倒了,东欧的国家都蜕变了。中国当时考虑如何反和平演变的呼声甚高,有人借此对改革开放政策提出疑义。当时还有一个问题严重束缚人的思想,就是姓社姓资的问题,争论很激烈。1991年《解放日报》发了4篇署名皇甫平的评论,这4篇评论其实也是传达小平同志的谈话精神,其中谈到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意思是不要用这个区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当时就受到北京的大报批判,我还记得有一篇文章的大标题是:《就是要问个姓社姓资》。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圳改革开放步伐明显放慢,每一个措施出台都要先贴个标签,我们是姓“社”的,不是姓“资”的,内地更是谈“资”色变。

  这个姓社姓资的争论,对人们的思想束缚相当大。比如说吸引外资、请外国老板来中国办企业,算是姓资还是姓社呢?又比如雇工人,按照过去的观念,这不是剥削吗?所以招商引资等等都很谨慎,唯恐人家说他是资本主义。所以小平南方视察就针对这些问题说了很多话,他首先肯定深圳是姓社不姓资。他说有些人认为招商引资多了,利用外资多了,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他说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小平还说,资本主义有些东西我们也可以用的。比如说股票、股市,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我们也可以用,试试看行不行。行了,我们就放开干,不行,我们收了就是了。他强调要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我们要向新加坡学习,我们两个文明都要抓上去,要两手抓,这样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还谈到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针对姓社姓资问题,他说,不要争论。只要发展生产力,增强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行了,不要去争论,按这三个标准去做就可以了。

  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当时对全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他讲话以后,再没有人提这个姓社姓资的问题,就是要发展经济,改善人们生活。深圳特区的优惠政策很快成了全国的普惠政策,各个地方争先恐后搞改革开放,很快浦东就搞起来了,沿海几个城市都搞起来了。全国人民的激情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全国一下子形成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发展360°》:您怎么评价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在整个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意义?

  陈锡添:我觉得对中国改革开放意义深远,它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历史前进的步伐。因为中国改革开放和与国际接轨是历史的必由之路,中国人不可能永远这么穷,肯定会发展的。但是如果没有小平同志的谈话,那么中国历史的进程可能会放缓,可能还要探索,在探索的过程中可能还会走很多弯路,可能还会付出代价。但是有了这些谈话,十几亿人民一下子都振奋起来了,改革开放的路上甩掉了一个大包袱,十几亿人民迸发出的力量是难以用物质衡量的。小平谈话的重大意义是加速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历史进程。

  内地在“软件”方面和一些发达地区还有差距

  《发展360°》:您在深圳工作多年,后来又到香港工作,您觉得目前内地城市和香港、深圳之间还有什么差距?体现在什么地方?

  陈锡添:香港我觉得它观念还是比较超前,在一些“软件”建设方面也很出色。比如朱镕基当年到深圳就说:你深圳的“软件”和香港差得太远了,要赶香港还要做很多工作。他举了个很小的例子,说我们过关的时候,香港那边审查完你的证件后是递给你的,深圳是抛给你的,就这么一个细节,可以看出人的素质、管理水平等。当然现在深圳好多了。但是内地在“软件”方面和一些发达地区还有一些差距。我在内地一家香格里拉酒店,和朋友喝咖啡,他对服务员说:“小姐请你来杯咖啡”,小姐回答是:“等一等”,这句话严格讲并不标准,应该是:“好,马上来”。

  过去我们老拿香港深圳和内地比,就说内地的办事手续比较麻烦,深圳办什么事情很快,现在看,这种差距越来越小了。比如招商引资等方面,内地与深圳已经差别不大,都是一样的一站式、一条龙服务。现在主要的差距是在软件,在服务和管理上。比如你打电话给《香港商报》,对方接到电话后会首先说:“我是香港商报……”那么内地接电话好像还有很多在讲:“喂,你是谁啊?你找谁啊?”这个就不一样。在内地一些干部的名片没有英文,没有英文就说明改革开放的意识不强,作为一个领导,应该有英文,要做好对外交流的准备。

  《发展360°》:您在深圳、香港,干的都是新闻工作,都是在为中国的发展鼓与呼。不知道现在您的报纸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涉及的内容多吗?

  陈锡添:《香港商报》有一个主要的功能,就是沟通香港和内地的经贸往来。我们要经常报道内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报道当地的投资环境,具备的优势,有什么旅游资源,有什么项目可以投资,让香港读者和客商了解内地的情况。近几年来我经常率团到各个省市去走访,河南、湖北、江苏、辽宁、浙江,还有西部省市,走了十几二十个省市了,每次记者团有6、7个人,一般会去采访省委书记、省长,除了省会还有代表性的城市、大型企业等,通过采访,要香港更好地了解内地。我们还组织香港的一些著名企业家到内地考察,推动两地经贸往来。内地到香港招商,也经常委托我们《香港商报》承办,我们很希望《香港商报》能成为内地与香港经贸合作的桥梁。

  解放思想还有很多空间,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发展360°》:最近一段时间,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强调“改革创新、解放思想”,您怎么看?

  陈锡添:我们现在虽然是国力提高了,人民生活改善了,在国际上的地位也高了,但是距离先进国家的水平还比较远。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上任后提出,像深圳、广州这样的城市应该叫板世界发达城市,叫板不是要向人家挑战,而是要向人家学习、向人家看齐,争取赶上和超过它。即便像深圳这样的经济比较发达、改革开放比较早的城市,现在距离国外一些地方也有不少差距,就是因为有这种差距,所以说我们还要解放思想,冲破原来的束缚。

  《发展360°》:比如说呢?

  陈锡添:我们在很多方面,比如政府工作的方式方法啦,公司经营的方式方法啦,人的观念和素质啦等等,还需要大的转变和提高。

  我一个朋友移民到澳大利亚,买了一栋花园洋房。有个老外和他成了很好的朋友,成了他家的常客。我朋友的花园里面有棵树长得很高,挡住了房间的光线,他砍掉一点。老外又来做客时看到了,就说,老兄你怎么把这个树枝去了一截啊,这是不可以的,我要告你。第二天,果然执法人员就来了,真的来了,说你朋友告你,我们要罚款。过了几天,他的这位朋友照常来做客。这就是中西方文化的不同,我和你是好朋友,你犯了错我要帮助你,使你认识错误,这才是真正的好朋友。在我们国家,好朋友可能就做不到这样了。

  有次我去美国,美国朋友带着我到郊区去,遇上红灯,他把车停下了。人影都没有,我说干嘛不走啊?他说不行。他说美国的文明是从汽车文明开始的,红灯就得停,绿灯就得开,你别看这郊区连人影都没有一个我也要停下来。能否自觉遵守法律,这反映了一种文化,反映了人的素质,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

  再比如政府管理上,我们国家的市长忙得不可开交,什么事都要找市长。但我去澳大利亚,看悉尼的市长很轻闲,平时没那么多事,为什么?因为有制度啊,有法律啊,按制度办按法律办就行了,没那么多事情。

  《发展360°》:您怎么看我们国家的几次思想解放?新一轮思想解放应该突出哪些方面?

  陈锡添:解放思想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程度不一样,内涵也不一样。在“两个凡是”盛行的时候,千人一面,千口一腔,10多亿人都用一个脑袋去思考,所以那时候解放思想的内容就是:不能再搞“两个凡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无论是毛主席讲的还是谁讲的话,都要放到实践中去检验,不能盲从。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争论不休,后来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提出了“不争论”,后来又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这是那个阶段解放思想的内容。

  再后来,我们解放思想就发展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公有制有多种实现形式,这样一来,民营经济被松绑后爆发出强大活力,促成了经济形式多样化的繁荣发展,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所以说不同时期的解放思想有不同的任务,越是解放思想,人们越进步,思维越是与国际接轨。

  现在,我们解放思想还有很多空间,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包括经济建设如何发展转型,文化建设如何上台阶等方面的工作。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到的要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我们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了。所以,在这方面改革上也应该有所推进,就算是不同步,也不能滞后得太厉害,这样才能和经济发展相协调,不会阻碍经济的发展。还有就是继续大胆地学习国外一些先进的经验、先进的管理方式,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地用到我们建设中来。在上述这些方面,我们还要大胆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需要勇气,更需要良好的环境。中国改革开放30年,就是不断解放思想的30年,而社会文化、经济的提升,也为解放思想营造了良好的环境。两者相互促进,共同提高。在采访结束时,陈锡添还谈到,他1966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分配到《湖北日报》。1968年到位于湖北钟祥县的一个解放军部队农场劳动锻炼。那些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等率先垂范,言传身教,使他学习了解放军很多好传统、好思想、好作风。他现在还依稀记得他们那亲切的面容,并表示在此向他们致意。陈锡添说,部队农场那艰苦的劳动、严明的纪律等等,使他得到很好的磨练,对他今后的成长有极大的帮助。这段经历,他将终生难忘。

  致读者

  今天是2008年的最后一天。《发展360°》向大家说“新年好”!

  自1月4日本报头版头条推出首篇《大爱无痕》至今,《发展360°》在2008年共推出近60篇稿件。通过这个栏目,我们一起走近了一个又一个富有特色的城市、乡村、企业和人物,从不同角度感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彩;我们还走进全国18个省区市,创纪录地采访了近百位军地高级领导和专家学者,回顾改革开放30年风雨历程,探索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之道。

  一路走来,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成就之大,道路之艰,带给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惊喜与感慨。

  新的一年就要开始了。《发展360°》还将继续陪伴大家一同上路。2009年,除了关注各地应对金融危机中涌现的新思路、新经验,我们还将共同迎来新中国60华诞——精彩仍将继续。

  这么说吧:

  2009年,《发展360°》将在2008年的基础上“适度变脸,有限转身”,拓宽视野,贴近读者,改进文风,紧跟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在进一步解放思想中前行。(孙继炼 高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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