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9亿到千亿 中国善款一年"井喷"3倍多仍难解渴——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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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亿到千亿 中国善款一年"井喷"3倍多仍难解渴
2009年01月27日 10:35 来源:广州日报 发表评论  【字体:↑大 ↓小

  据统计,去年中国发生了南方冰雪灾害和“5·12”汶川大地震,引发全民捐赠高潮,全年捐赠总量接近1000亿元,而在2007年中国慈善捐赠仅309亿元人民币。一年的时间中国的善款“井喷”了3倍多。

  但这个快速扩大了的数字仍远远不能解渴。1000亿的社会捐赠额只占2008年我国GDP的0.33%左右,而美国的比例为1.85%左右。

  “尽管中国慈善事业经过多年发展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机,但应清醒意识到,中国慈善事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 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去年底在北京举行的中华慈善论坛上说。

  国人的善举为何会像泉水一样井喷出来?这种状况能否持续?先富起来的广东又带给人们哪些期待?

  日前,在本报举行的“2008仁商慈善榜”颁奖仪式上,著名策划人王志纲在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时称,如果中国能够把遗产税提上议事日程,就会逼着很多商人变成天使,成为圣人。

  广州日报:你如何看待去年社会捐赠突然井喷出来?

  王志纲:我看了一个数字,去年的善款是前年的3倍多,去年是1000亿,前年仅为309亿元,我想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中国已经到了可以实现第三次分配的时候了。

  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经过三次分配,一是市场化分配,例如劳资分配,工人得到工资,企业分享利润,股东分享红利。

  后来,在现代社会基础上实现了第二次分配,就是国家通过税收来调整贫富不均的问题,例如: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以及遗产税等。最后,产生了第三次分配,就是鼓励富人捐款,通过善款来普度众生。这就是整个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到今天形成的三次分配。

  但在中国,到目前为止,基本上只有两次分配,一次是市场分配,二是国家税收分配,第三种分配还处于萌芽状态。去年的善款一下子增加了几倍,说明中国已经到了这个时代了,第三次分配已经可以提上议整日程了,已经具备这个条件了,而且还可以成为建立和谐社会大有用武之地的空间。

  其次,这次能像井喷一样,一下子涌出这么多善款,是因为去年中国经历了大灾难。在巨大的地震灾害面前,党中央及时地展开了救援行动,通过新闻媒体的介入,把人的良知给呼唤出来了。良知呼唤出来之后,潜力之大出乎了人们的想象。

  采取措施减少为富不仁

  广州日报:怎样能把人们这种阵发性的善举,变成持续性的行为呢?

  王志纲:这确实又有一个问题。现在我们与此相关的很多法律法规都不到位。包括我们工作室也有捐款,在这个过程中发现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例如,所捐的善款不能抵税;也不知道捐助最终落到什么地方去了。

  这种不清楚、不确定就造成了一种奇怪的局面,一边捆着草,一边牵着牛,想捐的人和需要的人不能对接。从宏观层面上来,上层建筑还没有准备好,没有按照国际惯例建立一套成熟的法律法规。第二个问题,民间的监督和新闻监督还没有到位。

  如何参照国际惯例来完善一些法律法规,这就有一个很大的课题摆在我们面前。如果没有制度建设,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没有新闻界的跟进,整个社会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风范,可能很难保证这种广泛善举的持续性,可能还会助长一些浑水摸鱼和过火的商业性行为,这反而可能会伤害人们的感情。

  广州日报:除了完善法律法规外,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措施可以减少为富不仁的情况呢?

  王志纲:我刚从日本回来。曾有一个日本人向我诉苦,日本是一个遗产税收得很高的国家,日本最高税率达70%。很明显的一个目的,就是一定要通过这个税消灭暴富者,通过第二次分配实现国家的和谐和均衡。这可能就是日本能实现祥和、平稳、人人励精图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中国今天出现了许多二世祖,不劳而获和暴食暴饮者,还有收租的阶层,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我觉得中国应该参照一下日本,征收遗产税。这样对于后代是好事,使得他不能当寄生虫,不能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对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是一个好事。

  为什么西方有许多富人愿意捐款,除了宗教传统外,还有一个就是遗产税。如果中国能够把遗产税提上议事日程,就会逼着很多商人从魔鬼变成天使,成为圣人。

  不能让行善者吃亏

  广州日报:要让更多的人来捐款需要一种社会氛围,一些做得好的地方这种社会氛围是如何形成的?

  王志纲:现在的关键是整个社会要形成一种机制、一种氛围,来不断激活这种潜在的慈善力量。最要紧的是,不能让行善者吃亏。否则富人们为什么要行善?如果没有任何好处,他们可能宁愿把这个钞票埋在地底下,那不就要命了吗?

  我再给你讲一个故事。1988年底,霍英东开发南沙,我受新华社的派遣去采访他。其间,我与霍英东先生相处了三天。霍英东说,做善举之后,他对钱财有了新的认识。他对我说了一句话,广厦千间,夜眠七尺;良田万顷,日食三餐。

  就是说,房子再多就像房地产大老板,晚上睡觉的时候不就是睡一间房吗,大地主有很多土地不也就是一日三顿饭吗,这些问题想明白以后,他就觉得钱财都是身外之物,真正要流芳千古,做善举是最大的突破,这就是商人到了一定程度最重要的突破。

  还有像香港的电影大亨邵逸夫,他也是大彻大悟了。邵逸夫曾患了一场大病。他得救后,广做善举。他从此以后拿出几十亿捐款建了许多学校和教学楼。人的心境一提高后,他反而羽化登仙,到现在已活了100多岁了。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慈善行为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心理救赎,他的经历对其他香港大亨也是一个启发,许许富豪纷纷效仿,形成一花涌来万花开的局面。这种做善举就形成一种潜意识、暗示或是时尚。

  广州日报:有人说商人的善举也有功利的成分在里面,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王志纲:在目前国内一些捐款的商人,有很大的功利色彩,但在这初级阶段可以理解,或是为了博一个好名声,或者换回政府的某一种回报,或者是换回一种公关效应,并没有到大彻大悟的时候。从这一点来讲,广东的一些老板还是在路上。但不管怎么样,在历史的长河中这是一个进步。不管出于什么想法,这些都是值得鼓励的,值得表扬的。

  第三次分配是需要时间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这个时代已经开始了,中国已经有能力和条件来实现第三次分配了。天时、地利、人和都有了,关键是我们的体制,怎么和谐划一,怎么因势利导,使得中国建立起从第一次分配到第二分配,到第三次分配。鼓励、提拔、表扬、嘉奖行善者,不能让行善者吃亏,也使得这种形式让行善者得到精神上的升华。

  给儿女留精神而不留钱财

  广州日报:如何教育好子女也是富人们经常遇到的一个大问题,不给儿女留财产是不少成功人士的一种做法?

  王志纲:中国有句古话,叫富不过三代,但我看到过富过三代的人。举一个例子,林则徐有一个家训:子孙若如我,要钱干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不给儿女留财产。

  那留什么呢?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留一种良好的教育、良好的家风和良好的道德观。所以林则徐的家族一直是代代相传,包括上世纪八十年代时中国驻联合国的大使凌青就是林则徐的玄孙。

  曾国藩也是这样,他教导子女: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曾氏家族代代有英才,出现了像曾纪泽、曾广均、曾约农、曾宝荪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诗人、教育家、科学家和高级干部。

  商人富人有了钱以后,到底是给儿女留钱财,还是留精神财富?其实,精神财富是能力、本领和道德操守。这些比钱还好用,因为这是孵化器,不仅能生出钱财,而且能薪火相传。如果富人只留钱财给子女,没有精神财富,反而把子女毁掉了。

  老板们能率先觉悟起来捐善款,对于他们来说,也是恩泽后人的大好事。

  广州日报:你对广东人的善举有什么期待?

  王志纲:值此中华民族遇到了大地震灾难之后,值此中国人捐出了善款泉水般涌出来到了历史的转折点,又值此中国面对金融危机,需要大家同仇敌忾。我觉得这个时候广州日报和广州市慈善会去年底举办的“仁商”活动是有战略意义的。

  没有剩余财富是谈不上积善积德的,广东作为先富起来的地区,在这个方面广东最具备这种条件。在仁商、善款方面,广东真正是走在全国前面的,而且能走出一条新的路子。这可以是广东再次领先全国的一个值得突破的地方。在这方面也对我们的商人提出很多的要求。(何涛)

【编辑:吴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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