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恩博士的新著《中国30年》在春节前后成为书界最热议的话题。这不仅因为这位有着国际投资银行家、科学家等头衔的美国博士曾经在2005年撰写过《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更重要的是，他为撰写此书，采访了中国100多位省部级官员并在书中多有披露，原本用英文写作的该书其中文版率先出版。有媒体建议读者：“要了解这是一本怎样的书，最好从书末尾的‘致谢’一栏看起。”

　　春节前夕，库恩博士在北京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的专访。

　　我要把中国现在的多元化、多面性和复杂性介绍给世界

　　记者：你在《中国30年》里一再强调：介绍“真实的”中国，是赶写此书的一个强烈动机。你觉得目前西方媒体对中国的介绍不够真实吗？

　　库恩：对于中国，美国媒体会报道一般的事实，但由于没有报道全部的事实，因此有时候看起来是错误的。很多人注意到美国媒体只关注中国的负面问题。其实，他们对本国也一样，但因为美国读者都知道美国怎么回事，负面报道不会产生严重误导。而对于中国，美国读者不了解中国整个国家的状况，就会造成误解，认为是中国整个社会的问题。

　　我在过去十几年来所做的事情，最主要的意图就是：要把中国现在的多元化、多面性和复杂性介绍给世界。同时把中国的一些具体国情，包括公民自由度和媒体自由度等介绍给世界，尤其是美国媒体。通过把中国的各个方面介绍给美国，让他们了解中国确实有很多事情是他们所不知道的，这样才能消除他们的误解。

　　记者：你接触到的哪些情况，是美国媒体从来都不知道的？可否举些例子。

　　库恩：那可太多了。美国媒体的一个问题是，他们只关注一些特定话题，如台湾问题、西藏问题、人权问题、贸易不平衡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环境问题等。他们关注的中国问题非常局限，少于10个，我都可以数得出来。

　　我要介绍给世界的是现实的中国社会。首先是中国公民的自由度，这是一个真实的情况，包括中国人穿什么样的衣服、上什么样的学校、选择什么样的专业，包括用手机发送政治笑话的短信等，个人自由度很高。整个社会，包括家庭和组织的自由度，也有很大提高。可以说，除了少量的限制以外，中国民众已经有很高的自由度了。

　　再者，美国媒体认为中国人，尤其是领导人，说话模式都雷同。我所做的，就是把中国各个领域的不同领袖以及人民的思想和表达方式，包括私营经济、电影、卫生、宗教等方面的改革，都做一些介绍。这些领域在中国最近这30年中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事实证明，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单一型的社会了。

　　现在中国的高层领导人，才干、智力和领导能力都是顶尖的

　　记者：《中国30年》的第一章很吸引人。你提出—自尊、稳定、责任和远见，是中国领导人思考问题的4种核心方式，也是改革的指导原则。这4个关键词的产生，是来自这几年你对胡锦涛主席政治风格的观察吗？

　　库恩：我得说，这4个词并不只是针对胡锦涛主席来说的，它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几代高层领导人的执政理念。胡主席的前任做得也都很成功，中国一直发展很快，能够和其他国家平起平坐了。我个人认为，胡主席之所以提出科学发展观，是因为他面临的中国和世界，比起他的前任来说尤为复杂，需要他在更加复杂、更加全球化的背景下，来创造他的政治理论和哲学。

　　这些原则是一种道德基础。尽管官方没有正式的提法，但我觉得这4个词在中国领导人的执政理念中起了很多很重要的作用。尽管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具体问题，但他们都把重点放在了实现这些基本原则上。

　　记者：可否认为，这4个关键词也是你给西方读者提供的认识中国现实政治的“四项基本原则”？

　　库恩：一位中国高层领导人对我说：从外国人的角度看待中国改革开放，这样的指导原则非常有趣。虽然和中国自己的四项基本原则不一样，但提供了另一个角度来思考中国这30年。

　　在写这本书时，我的指导原则是：把自己看做一个工具和载体，向世界介绍中国领导人的声音。我所说的中国领导人，不仅指中国政治领导人，还包括不同领域的领袖人物，如一些学者和专家。我做的事情，就是把他们的声音用一种非常精确、忠实的方式介绍给西方读者——不仅仅是把他们的话原汁原味地告诉西方世界，同时也把他们的情感、感受传达出去，让外国人理解。另一方面，我也会把我的想法和中国领导人的想法区分开来，通过和他们的谈话，通过他们所做的事情，提炼出他们是如何思考的，他们的观点从何而来。

　　记者：你怎么看中国领导人的言和行？

　　库恩：我可以自信地说，我所采访接触到的中国高层领导人和各界领袖人物，他们对我所说的，都是他们自己相信的东西。当然，人都是不完美的，他们所说的事情也不见得百分之百正确。但有一点我敢说：现在中国的高层领导人，他们的才干、智力和领导能力都是顶尖的，起码是和世界其他领导人一样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