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财政部一份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国有金融企业负责人最高年薪为280万元人民币，且该薪酬为税前收入，要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北京青年报》2月9日)。另据报道，专家日前透露，有关部门正酝酿个税领域深层次改革，原计划将个税起征点调为2500元标准因最近经济形势的变化，可能要调至3000元-3500元(《南方都市报》2月9日)。

　　这两则新闻放在一起看，无论金融国企高管年薪“280万元封顶”，还是个人所得税调整到“3500元起征”，都涉及了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的经济课题，相关政策出台其结果必将是造成利益结构变动。“280万元封顶”与“3500元起征”，显示出当前中国社会不同阶层的苦乐不均。

　　近两年，金融国企高管因薪酬问题一直站在风口浪尖，原因就是他们拿的年薪高得令人咋舌，动辄爆出的是上百万、几百万、上千万的大数字。极有可能，一位金融高管的年薪，普通人工作一辈子也赚不到这么多钱。这种贫富差距悬殊过大，社会阶层之间苦乐不均，自然会引发民众不满。

　　当然，不满并非单独针对高薪。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国企尤其是金融国企，往往占据着国民经济的垄断地位，它们几乎不需要花费太多气力，就能瓜分经济发展蛋糕的最大份额，从而也使其高管的高薪，不具备最充足的理由。再具体到金融国企，它们作为一种特殊企业，甚至是靠政府信用兜底，其股改核销坏账也是财政埋单，说白了就是纳税人埋单，过高的薪酬更嫌理不直、气不壮。

　　与此同时，普通民众的就业尚成问题，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刺激下，就业问题更是格外严峻。在这种非常时期，诸如平安老总天价年薪、国泰君安人均年薪超百万等事件的曝光，更是犹如火上浇油一般，点燃了全社会的不满情绪。处于危机时期，尚在争取个税起征点上调的普通民众，比起那些坐收高薪的金融国企高管，实在苦得太多了。

　　虽然即便实现了“280万元封顶”和“3500元起征点”，对于金融国企高管的富足生活影响有限，对于部分民众的艰难处境也帮助不大。但随着政策调整，一点一滴地压缩贫富差距却是显而易见的。

　　就长期来看，需要建立更为稳定和完善的薪酬体系，从源头上遏制国企高管滥拿钱，同时在分配机制上更多地向普通民众倾斜，逐步缩小全社会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减少人为因素所导致的苦乐不均，增加中等收入阶层的人口比例。只有这样，才能让社会结构更加稳定，经济更加繁荣。(宣华华)